摘要：ChatGPT逐渐发展成为日常工作的智能助手(AI assistant)。但“智能助手”一词以“助手”这一界面隐喻限定了人工智能辅助技术与人交互的形式和规范。目前“智能助手”的功能界面常常以对话形式出现,其本质是一种社交场景。本研究认为,“智能助手”的界面发展方向将可能导致一种基于人格社交特征的技术接纳和使用鸿沟。本研究基于准社会交往视角、认知负荷理论和依恋理论,针对453名在校大学生的ChatGPT使用情况开展了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尽管ChatGPT所带来的准社会交往体验能够直接地正向预测人们持续使用ChatGPT的意愿,但准社会交往也会在不同依恋回避水平的用户中通过认知负荷间接预测使用意愿。对于依恋回避水平高的个体而言,准社会交往会正向预测他们的认知负荷,进而降低其持续使用意愿。相反,对于依恋回避水平低的个体,准社会交往会负向预测他们使用ChatGPT时的认知负荷,间接地促进了持续使用意愿。基于上述发现,本研究提出应该重视人工智能辅助技术的交互界面设计对不同人格特征人群的技术接纳的影响,且应开发多种交互界面以适应不同社交特征人群的使用偏好。同时,应谨慎对待如“智能助手”“人机协作”等学术词汇所隐含的交互界面设计倾向,警惕相关词汇的使用成为一种技术和文化霸权的手段。

摘要：情绪调节策略是成功调节情绪的核心,也是维持心理健康的关键。为探讨依恋、情绪调节目标及情绪调节策略之间的关系,采用亲密关系经历量表、情绪调节目标量表及情绪调节问卷对774名女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依恋取向与情绪调节策略显著相关。依恋回避与认知重评策略显著负相关,与表达抑制和非适应性认知调节情绪策略显著正相关;依恋焦虑与表达抑制策略和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呈显著正相关,与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存在微弱但显著的正相关。(2)依恋取向与情绪调节目标显著相关。依恋回避与反享乐目标显著正相关;依恋焦虑与反享乐目标、印象管理目标以及亲社会目标显著正相关。(3)依恋取向对情绪调节策略有显著影响,情绪调节目标在依恋取向与情绪调节策略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未来的实证研究可以采取纵向实验设计,结合多模态的实验方式,更细致地区分实验情境,从情境和个人特质交互的角度建立依恋和情绪调节之间的多因素模型。未来的干预研究也可针对不同依恋取向的个体,通过影响其情绪调节目标,从而引导其选择最合适或最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以达到最佳的情绪调节效果。

摘要：采用纵向的研究设计,对上海市两所公办幼儿园192名学前儿童进行为期一年半的追踪调查,探讨了家庭功能与学前儿童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以及依恋回避和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家庭功能、依恋回避、社交焦虑和儿童行为问题之间存在两两相关;(2)家庭功能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儿童行为问题;(3)依恋回避和社交焦虑分别在家庭功能和行为问题之间起独立中介作用;(4)依恋回避和社交焦虑在家庭功能和行为问题之间起序列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了家庭功能对学前儿童行为问题影响的内在机制。

摘要：以依恋理论为基础的研究已证明依恋对情绪调节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忽视了情绪调节作为一个过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现有研究无法回答依恋为何会对情绪调节产生影响。扩展过程模型将情绪调节分为三个阶段,并清晰地描述了情绪调节的过程以及过程中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从该模型来看,在情绪调节的三个阶段均可发现与依恋有关的个体差异,并且依恋对于情绪调节早期阶段的影响可能是导致后期阶段产生个体差异的原因。未来的研究应在探讨依恋对情绪调节的影响的同时关注环境因素的影响;设计新的实验范式以证实情绪调节三阶段的连续性并探索依恋影响情绪调节的潜在机制;探讨依恋对情绪调节灵活性的影响。此外,未来的干预研究应设计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来改善非安全依恋个体的情绪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