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姜文执导的电影《邪不压正》改编自张北海的小说《侠隐》,电影与原著文本殊为不同,迥异其趣。《侠隐》之"侠"有着老派武侠的味道,"侠"之江湖游离于俗世之外,自成一体,而《邪不压正》由于叙事语言复杂晦涩,叙事主题模糊不清,导致"侠"的意味淡化,几近于无。对于"侠"的舍弃与背离,使《邪不压正》偏离了传统文化中的侠义精神,十分令人遗憾。文章拟从"侠"与"隐"的角度,探讨电影《邪不压正》与小说《侠隐》不同的文化内涵。

摘要：侠与法都是人类追求自身自在自为的生活进行的设计,他们的存在,从本质上言,都是人类不断探索和争取自由的历史产物,从自由的维度透视二者,它们存在着很强的契合性。但在各自的发展中却渐行渐远,究其因亦是二者对自由问题上的差异所致之必然归宿。当今,侠作为历史存在物虽已消亡,但对法治的自由追求之路仍有借鉴意义。

摘要：唐代是武侠小说的胚胎时期,唐人小说中女侠形象处于侠文学的初次建构时期。受盛唐雄肆宏放的文化气氛的影响,唐女侠形象体现出鲜明的刚性的审美追求,呈现出阳刚犷悍的艺术韵味。首先,在形象描写方面,唐人注重有别于男性侠客的女性特质描写,但女侠的性别特征仍是男性化的。其次,借助宗教幻术对女侠的武技进行了全面拔高和增色,标志着豪侠小说进入了幻设创造的新时期,唐女侠形象完成了由抒情时代以诗歌史传为主要载体的悲剧色彩的古豪侠向叙事时代以小说为主要载体的喜剧色彩的新武侠的转型。最后,唐女侠是未经充分道德化、个性张扬的自由之侠,有着亦正亦邪的道德观,但随着礼教的强化,女侠也被纳入封建礼教的妇德闺范。

摘要：殷商时代是方阵作战,依凭群体力量;春秋战国是步、骑兵代替车、步兵,个体英雄出现了;但秦汉主张“侠以武犯禁”,不崇尚个体英雄;汉末崇尚名士,建安崇尚英雄,曹操以武艺选将,社会崇尚个体战斗英雄。曹植《白马篇》歌咏个体战斗英雄,把侠士舍己助人的境界升华为舍己为国,把武功叙写改变为武艺表演,既大大加深了诗作的艺术品位,又为后世军事战争诗的创作树立了榜样。曹植《白马篇》“游侠儿”形象的原型是其同母兄曹彰。

摘要：本文着重探讨唐传奇中“侠”这一人物类型的特色:“异”与“俗”,归纳出这一阶段文本中的“侠”的文学魅力与其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所携带的意义,从而体现出这一形象类型的时代进步意义与局限性。

摘要：儒家文化和侠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比较儒侠之间的关系可发现,在"圣""勇""义""知""仁"等方面"儒侠互通",而在群体与个体、理性与感性、道德与审美等方面"儒侠有别",而两者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冲撞和融合,导致"儒的侠化""侠的儒化",为设计新的理想人生提供了可能。

摘要：在金庸小说的主人公系列里,韦小宝是压轴登场而又令人倍感亲切的人物。他来自民间,武功平平,却能靠智慧闯过无数的难关,乃至于立下千秋之功业。同时,韦小宝也是一个颇受争议的文学形象,他人小鬼大,机变狡猾,为达目的有时不择手段,却能逢凶化吉,屡创佳绩,尽天时、地利、人和之妙用。金庸先生不是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来写的,他的小说艺术高明在这里。韦小宝恰恰就是这样的人。韦小宝没上过学、没知识、没文化,但他却有能耐、有才华,比上过学的人还能干,他上的是最为广博的社会大学。其实中国古代大多数民众都没有什么学历文凭,社会也不要求,只要有一技之长,能够养家糊口,为社会做一点贡献就行了。最重要的是在普普通通的人生细节中,启发自己、开悟自己,获得一种人生的"活"的源泉。

摘要：在中国当代现实主义风格的影片中,暴力是"幻象"。人物是虚幻的"侠"的幻象,暴力是仪式化与奇观化的情感符号,力量是虚幻的力,罪行是完美的罪行。在电影中以"幻象"呈现暴力,证明中国电影有能力以自己的方式直面暴力,思考暴力,反思暴力。

摘要：儒和侠,共性和个性并存,儒侠文化共同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之中,两者在现实中交织影响,有着相似点和背离点,影响着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内涵,虽不可真正影响和推动历史进程,但仍是中国文化的一曲黄钟大吕之歌。在其不断演变的过程中,两者也形成了各自的独立性,在文化的各种艺术形式中,都可发现儒和侠的痕迹,以张艺谋的武侠电影为例,《英雄》和《十面埋伏》以最原本的方式把儒侠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摘要：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贾平凹在塑造他笔下的男性形象时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儒"与"侠"两种文化资源。金狗是"儒"的代表,表现了多情重义、仁义精神和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雷大空是"侠"的代表,他们敢作敢为、惊天动地,却又鲁莽缺乏理性,最终是同归于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