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的刑事预审通常是指公安等侦查机关的专门人员,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和调查,以查明案件全部事实真相,决定是否移送审查起诉或者作出其他决定的侦查活动。这与域外的刑事预审制度中强调对涉案人身自由、财产的审查和刑事案件的分流等功能的制度设计有着原则的区别。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订时,在保留公安机关刑事案件预审权的基础上,确立了"预侦一体"的侦查制度。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中继续确认了公安机关预审职权,未对预审工作机制作出调整。然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安排中的"预侦一体"的模式湮灭了我国传统制度设计中的预审功能,与域外的预审制度的设计也相去甚远。改革我国的刑事预审制度,以重构我国刑事审前程序,对落实中央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之精神,具有积极意义。

摘要：关于侦查权的主体 ,就世界各国的整体情况看 ,将刑事案件的侦查部门设置于警察机构之中几乎是一种被普遍采用的模式 ;笔者对“检、警一体化”的制度设计心存疑惑。关于侦查权的范围 ,我国《刑事诉讼法》列举的侦查权遗漏了询问被害人、侦查实验、辨认、查询冻结、秘密侦查等项 ;强制措施具有侦查的性质 ,预审也同样具有侦查的性质。关于侦查权的制约 ,应包括内部、外部制约两方面 ,当前更应从以权力制约权力 ,以权利制约权力 ,设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实行拘留、逮捕权与羁押权的分离 ,设立司法救济制度等方面加强外部制约机制的建立。

摘要：侦查权是一种重要的公权力,对其概念的准确界定,直接影响到国家侦查体制和侦查程序的设计.在刑事诉讼法修改和侦查体制改革已经成为热点问题的今天,侦查权的概念是人们不得不深入思考并必须首先作出回答的重要问题.然而,正是由于对此类重要问题至今似乎并没有完全一致的观点,这便引发了笔者的关注,下面,笔者试图就此问题略述管见.……

摘要：侦查权的行使大都与公民的各种权益有关 ,如果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措施 ,侦查权就可能被滥用而侵犯公民的权利。我国以检察监督为主的侦查权控制方式由于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少弊端。因而需要借鉴西方各国侦查权良性运作的经验 ,并对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机制是否具有内在的正当性进行系统的考察 ,从而对我国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机制之建构作一宏观上的设计 ,以规制我国侦查权的行使 ,保护被追诉人的权利。

摘要：公安机关的侦查权有其存在的正当性,但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其边界不明确且缺乏必要的理性支撑。文章从提升侦查人员素质、摈除对口供的依赖、尊重和保障人权、完善考核机制、强化监督、加大对侦查人员违规违法犯罪的惩罚打击力度等六个方面设计了规范侦查权运行的路径。

摘要：我国以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为主体的侦查权制约体系积弊重重,改革势在必行。重构我国侦查权制约体系在基础理念上应该坚持权力制衡与权利救济两大原则,在制度配给上应追求检警一体化与审判中心化,在具体制约模式上应该通过设计以权力制衡和权利制约为基础的严格、完备、科学的程序,通过程序规制侦查权的良性运行。

摘要：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突出体现了人权保障的理念。对于公安刑事执法的整体推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完善侦查程序,是侦查权的正当运行机制;自觉接受侦查监督、非法证据排除和大力维护诉讼权利,是侦查权的制约机制;刑事执法要体现人性关怀,要促使各方诉讼权益均衡,要逐步推进侦查权的合理扩张,是创意警务在人权保障中的新发展。总之,公安机关应当转变刑事执法观念,做好刑事诉讼法实施的应变工作。

摘要：对于侦查这一法律现象、价值权这种国家权力以及侦查程序这一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独立的诉讼阶段，在认识上存在基础性的矛盾。有学者对我国目前主体侦查机关--公安机关--的性质作了较客观的描述：“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中，公安机关具有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双重性质：就行政职能而言，主要是社会的治安管理，就司法职能而言，主要是刑事案件的侦查。”①与此相应，公安机关在职司刑事案件的侦查时与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统称为“公安司法机关”，分别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负责侦查的人员被立法确认为“司法工作人员”（刑法第94条）。这种制度设计在无形中造就了这样一种认识：侦查的人员被立法确认为“司法工作人员”（刑法第94条）。这种制度设计在无形中造就了这样一种认识：侦查权是和检察权②、审判权这两种司法权并立的一种国家权力，为国家刑事司法活动所必需，因此与司法权属性相类似，地位、形象也基本相同。对于侦查、侦查权以及侦查程序的本质属性，人们往往避而不谈。由于这种认识上的漠视以及误解，现行立法体制中对侦查权缺乏必要的规制，一方面，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作为公安机关的“配合”者和“制约”者，无从对侦查程序施以实质性的控制，“侦查监督”严重不力，范围过于狭窄；另一方面，行政立法工作中又对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活动敬而远之，不加统摄。③这种制度建构上的缺陷导致了（最起码是放任了）侦查权这种行政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的扩张，使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长期难以从浓重的“行政”色彩中摆脱出来，实现刑事诉讼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在理论上，这种对侦查权的性质、侦查程序的定位存在的漠视和误解也严重阻碍了刑事诉讼学科基础理论的发展，这一点尤其反映在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刑事诉讼职能、刑事诉讼主体、刑事诉讼构造等问题上。本文将从国家权力运行的基本规律入手，对侦查权的行政性作一论说。

摘要：当前涉税犯罪侦查领域存在诸多问题，解决侦查效率和质量的良策之一，就是要对涉税犯罪侦查权进行重新配置，赋予税务机关侦查权，并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

摘要：在西方，一个理想的现代刑事诉讼构造模式是“以裁判为中心”的控、辩、裁三方的“三角结构”，该结构设计已被现代刑事司法学界引申到侦查阶段，将侦查权的配置设计为控方（广义的大控方包括检警机构）、辩方、法院审判的互相对立、分离和制约的模式。然而对于侦查权配置细化到广义控方的内部一—检警机构中如何分配、设置，各国都有不同的理解和模式。因为一项制度越具体，和实施该制度区域内的法律渊源、习俗国情、司法实务、国民素质、经济状况等越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