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信托立法已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在此背景下,探讨世界信托制度的演变规律及其发展趋势,吸收各国信托立法的成功经验,对促进我国信托立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信托制度的演变及其发展趋势 现代信托制度源于13世纪英国流行的“USE”——用益设计。用益设计的目的在于规避法律,主要用于规避土地转让的限制、规避土地变动的税费和土地的没收。当时,一般情况下,契约义务不为普通法承认。故从约定而产生的用益设计在15世纪之前并不为普通法院承认。15世纪之后,衡平法院承认了用益设计,赋于其衡平法上的效力(受托人负有义务和受益人享有权利)予以执行。此举为规避法律的用益设计打开了合法化的途径,但也对国王与诸候原有的土地附带权益造成了损害。作为一种对抗,1535年,享利八世颁布了“用益法”。

摘要：《信托制度异化论》中信托产品之"支付对价"、"物权性货币"和"规避法律约束"等"三宗罪",并非信托产品的真实问题。信托市场主要存在私募限制、"刚性兑付机制"和"多头规制"所引起的组合单一、贷款化和不公平竞争等问题,本质上是制度设计的偏差。因此,应从制度本身出发,在分类评级和严格监管的前提下,推进信托产品公募化;在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的同时,强调信托投资"风险自担";并适应"大信托"市场趋势,统一信托产品监管规则等。

摘要：企业内部集资是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重要的融资途径之一。如何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和创新性的金融产品设计,使企业内部集资摆脱非法的嫌疑,免受可能的法律制裁,从而成为一条合法的企业融资渠道,已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现实课题。本文试图以信托制度为理论基础,分析了信托的法律机制和制度功能,进而提出了引入信托制度规范现行的企业内部集资活动的设想,并就企业内部集资加以信托化改造的运作模式进行了探索。

摘要：今天，信托在我国作为“受人之托、代客理财”的投资工具为法律所认可，并取得蓬勃发展，但由于其独特的制度设计，有可能成为被执行人逃避执行的工具。因此，应在深入了解信托制度与执行程序的冲突，探寻信托制度与执行程序的契合点，从而在尊重信托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合法、有力的执行措施，控制被执行人的财产，以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摘要：2020年新修订的《民法典》在继承编第1133条第四款新增“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条款,标志着我国遗嘱信托制度正式摆脱小众化的标签,遗嘱信托与遗嘱继承、遗赠并列成为个人遗产处分的新方式,为财富传承提供了一种更好的路径选择。然而,由于制度框架设计不足、有关法律链条衔接不畅、监督救济机制缺位等原因,导致其功效的发挥受到诸多限制。为此,需在剖析遗嘱信托的基本概念与制度特征的基础上,反思当前我国的遗嘱信托制度所面临的困境,重构符合市场和社会利益的遗嘱信托规则,以期为遗嘱信托制度在我国落脚生根创造条件。

摘要：信托制度虽孕育于英国的衡平法,但其核心理念在于“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构造,而不在于是否存在衡平法。我们需要的是信托这样一种有利于促进财产利用和管理的设计,而不能单纯追求信托制度在大陆法系理论体系上的圆满。因此,对信托财产权利的研究应该转换研究视角,由实然转向应然。我国的信托制度应将信托财产所有权赋予受托人,委托人在转移财产所有权后,通过信托合同约束受托人的行为,受益人享有信托利益,不对信托财产享有任何物权。

摘要：本文运用历史的方法研究了信托的源流以及信托制度的起源,同时说明了信托与信托制度的不同。罗马法虽然存在着信托但不能说罗马法的信托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因为作为一套制度它必须具备一套系统的规则体系,并且能够独立存在。在普通法系国家,尤其是英美国家,信托制度的存在和发展已具有很长的历史,且制度和运行机制已非常成熟。即使在作为对英美信托制度引进的大陆法系的诸多国家中,信托法的存在和发展也已有一个世纪。在此过程中,日本,韩国,和旧中国的台湾地区先后制定了信托法。德、法这些大陆法系发源地国家的信托业也有相当规模的发展。由于我国在2001年才制定了信托法,整套法律存在很多理论缺陷,不完善之处很多。同时,信托法的实际运用经验颇少。因此我相信,研究信托的历史源流和发展脉络,对我国借鉴其它国家信托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指导中国的信托实践,制度致力于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完善,百利而无一害。

摘要：信托制度是对一般法律关系下的财产转移和财产管理制度的创新，由于它独具风险隔离、权益重置，灵活运作的制度优势，因此信托制度自产生之日起就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应用。信托业是金融机构中唯一能够直接介入和连接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及实业投资领域的投融资平台，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信托资产已超过银行、保险业资产，成为增长最快，充满活力并最具创造力的金融资产。信托业被誉为现代金融业的三大基石。

摘要：良好的财富治理离不开信托制度,人类活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层面,就是进行财产转移与财产管理,并通过更有效的制度设计使财富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是人类文明得以持续发展的内在原因之一。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成功步入中高收入社会,创造和积累了巨量的私人财富,财富治理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R益显现。如何在风险管理、投资理财、代际分配和传承、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公平和社会进步等一系列环节对私人财富进行良好的治理,以更好地发挥财富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当下已不仅仅是财富拥有者的私人问题,而是一个事关国家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