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问题的提出修辞是在一定的情境中,采用变异性或偏离常规的语言来表达思想、情感的同义手段选择。修辞活动是指在交际中个体有意或无意地追求最佳的表达效果而对语言材料进行选择的过程。修辞活动蕴藏着修辞规律[1],蕴含修辞规律的修辞格研究属于修辞活动的核心内容。修辞学研究中包含众多内容,骆小所先生从艺术语言的角度对修辞活动进行研究,将修辞语言囊括在狭义的艺术语言之中,认为运用修辞语言是情感逻辑,是以情造物,是艺术的、审美的[2]。对普通规范语言进行精密化、理论化的研究吸引了更多研究者,对审美性的修辞性语言进行研究则完善着语言学的研究。关注学龄前儿童的修辞性语言能够丰富儿童语言的研究,同时为幼儿园的相关教育教学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健康信念模型和劝导目标下的心智协作过程,建立了五段式移动健康劝导行为流程机制,归纳出三类劝导设计模式:重复型习惯行为、协助型自主行为、启发型诱导行为,并结合典型案例佐以印证,以期为移动健康劝导设计提供兼具解释和演绎的设计方法。

摘要：《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曹雪芹是世界文坛上罕见的语言巨匠。他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语言艺术财富,其中单就寻常动词艺术化这一点来说,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寻常词语的艺术化是修辞的基本功,这是我国历代相传的修辞艺术。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篇》中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旬而成章。篇之彪炳,句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精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把炼字看作立言之本,是很有道理的。

摘要：杨慎著述之丰,素称明季之冠。在文论、音韵及创作方面有诸多建树,历代学者所论备矣。本文试图对升庵审美创造与鉴识思想中一个不应忽视的理论内核——修辞论观念作一些探讨。 一、“笔端之变化”:修辞的本质论 杨慎的修辞观,是建立在他对修辞活动的性质以及艺术语言生命力的准确把握和深刻体认的基础上的。他认为,修辞属于艺术创造活动,其实质在于通过对语言的艺术化处理,创造出美的境界。由于这种美的境界是要借助于对日常语言的“笔端之变化”——即语言的艺术加工来实现的。

摘要：宗廷虎先生曾经说过,关于修辞学的性质,是修辞理论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修辞学史上才有不少学者针对这一问题发表了大量的见解。尽管迄今为止,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依然见仁见智,但这种积极的探讨,对于修辞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无疑将是十分有益的。 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初期,陈望道先生就指出过:“修辞学是研究文章上美地发表思想情感的学问。”①这句话实际上已经触及了修辞活动的精神特质,即它与艺术创造活动中情感表现的联系。既然如此,作为研究修辞活动及其规律的修辞学,自然就应当以言辞和文辞为审美对象,去深刻地揭示出修辞活动各个方面所蕴含的精神特质(包括情感表现的规律)。这一点,王力先生表达得尤为明确,他提出:“修辞学属于艺术的部门,语法学属于科学的部门。”②当然。

摘要：老庄创立的道家思想,作为华夏文化和审美意识的基石之一,具有十分丰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博大精深的理论内涵,它所体现出的哲学思想(包括美学思想),已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老庄关于艺术语言审美创造方面的若干精辟的阐发,则无疑是中国修辞学理论中不可忽视的宝贵财富。然而,由于人们对老庄美学思想认识的不一致,也就自然导致了长期以来修辞学界对道家修辞思想认识的不一致。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老庄是反对语言美的创造的。其实,道家的修辞论与美的语言的创造并不对立。从庄子所称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摘要：大文学观与纯文学观相对应,是一种具有文体超越性的文学观念,构成中国审美文化传统的一个基本特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则为大文学观的树立奠定了最为重要的美学基础。作为当下文学理论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文化社会学是对文化研究的一种积极回应,其最终目的是在跨学科的研究视域中复归文学的审美指向和批判指向。修辞学在20世纪成为一门显学,修辞是如何在包括文学在内的话语活动中进行审美建构的,这就要走向转义修辞研究。转义中发生的不只是话语形式的变化,同时也重构了新的认知内容,这正体现了人们理解和认知世界的审美需求。寓言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学样式,通过对寓言的起源、主角、原型和形式展开研究,可以看到寓言不同于其他文体的关键在于它"言此意彼"的言说方式。恶作剧是先锋派重要的艺术行为理路。波希米亚恶作剧是先锋派最具杀伤力的独门武器,一种特殊的形式智慧。

摘要：许多学者曾从语义学、语用学等不同角度对广告文本进行研究。本文试从西方修辞学的角度对广告文本进行分析。分析表明,发布广告是一种修辞活动,涉及广告制作者的修辞目的(即制作意图),修辞方式(即制作方式)和受众(即广告阅读者)的效应等复杂因素,同时也表明了西方修辞学理论在广告设计中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