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俳优和侏儒在古代戏曲艺术形成中发挥着极为特殊的作用,它们与倡优、女乐构成了宫廷伎乐文化四大主体成分。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及其宫廷供奉的特殊身份,赋予它们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内涵和极为丰富的政治使命。使其从较纯粹的艺术角色一变而为艺术角色、社会角色和政治角色"三位一体"的"复合体"。俳优、倡优、侏儒以及乐工这一宫廷艺人圈层的出现与宫廷伎艺"表演"职业群体的形成,使其成为戏曲艺术形成的世俗性源头,这一源头从其出现起即以"娱人"而非"娱神"为目的,深深扎根于世俗文化土壤中,与戏曲艺术生成的宗教源头交相辉映,共同形成戏曲艺术的喜剧品性和悲剧元素,使戏曲演出呈现出"悲喜交错"的审美特征,并决定了戏曲艺术存在形态和历史走向。

摘要：中国古代的俳优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作为统治阶层豢养的奴隶,地位卑微却又接近最高权力,既受到恩宠却又被人鄙夷,故而这一群体养成集自卑与智慧于一身的人格。随着宫廷文化下移,包括俳优在内的大批宫廷艺人流落民间,将自身携带的宫廷艺术与民间艺术相结合,进而促进了民间“百戏”的发展,并在表演过程中体现出“逢场作戏”的表演特征,尤其民间优舞在角抵戏和参军戏中更是有着集中体现。因此,将俳优视为中国戏曲的世俗性源头并非毫无道理。

摘要：书写、记录与权力紧密相关。俳优进谏传闻是中国古代典籍中一种常见的叙事题材,并成为戏曲、曲艺史书写的有机组成。传统的优谏传闻被士人用来宣扬"君贤臣直"的儒家之道,在书写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虚实相间的题材。现代学者在民族国家的架构下,对典籍记载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对俳优人格进行单一化的处理,凸显了俳优的主体意识与抗争精神。这种单向度的历史书写对中国戏曲、曲艺史的编纂产生了极大影响,在无形中把艺术变成了脱离历史与生活语境的超有机体,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

摘要：2013年7月30日上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受表彰的美术史论家共25位,西安美术学院邵养德教授名列其中。邵养德先生曾以发表在1981年《美术》第9期的《创作·欣赏·评论——读〈父亲〉并与有关评论者商榷》一文,在中国美术理论界引发一场对于罗中立油画《父亲》的广泛、持久、激烈的学术论争。1993年8月,邵养德先生出版论文集《象征性自杀——从艺术评论走向美学深渊》,再次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笔者不揣浅陋,

摘要：1957年四川天迥山汉代崖墓出土的著名陶俑以及在此前后四川其他地方出土的陶俑一直被人们称为说唱俑。这一定论,在文学艺术界,尤其是戏曲曲艺界影响甚大。本文认为:根据汉代文献尚未有"说唱"一词,汉代也没有说唱伎艺,说唱伎艺是唐宋以后才出现的商业娱乐形式,再结合汉代社会的俳优现象以及出土的汉代画像砖、画像石等实物,这些俑应该称之为俳优俑才更确切,更客观。

摘要：依据王国维"以歌舞演故事"之戏曲界定,隋唐时期的"弄参军"(参军戏、弄假官)、"弄孔子"、"弄假妇人"等各种"戏弄"已具戏曲雏形。这些杂戏在角色分工、歌舞叙事、宾白科介、滑稽表演以及道具装扮等方面均做了诸多有益的尝试。这些形形色色的戏剧小品相互借鉴吸收,为我国歌舞"戏剧化"进程以及"戏"向"戏曲"的飞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要：一般情况下,若一幅图像中同时出现了男性俳优和女性舞伎两类演员且他们展开了互动式对舞表演,则可确定为“俳优与舞伎对舞”图像。据以上标准进行辨认,可以发现今存此类图像至少七十七件,它们出土自我国八个省份、十六个地级市,年代约在西汉武帝时期至三国早期之间,以画像石、画像砖、壁画、陶楼、铜镜等为载体。这批图像为确认汉代曾上演过俳优与舞伎的对舞这样一种文献较少提及的艺术形式提供了直观的证据,对于认识该表演的兴衰、传播、性质和形态等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摘要：汉画中的俳优形象,形体上有侏儒、健硕、常人、精干等四类;其参与的百戏形式有击鼓类、舞蹈类、手戏类、力技类和百戏杂陈类等;汉画中的俳优不但能言善辩智慧超群、且具有技艺高超诙谐幽默的特点;汉画中的俳优折射了汉代社会娱乐的谐谑之风、尚武之风、宴舞之风和百戏竟技之风。

摘要：士是我国传统社会中的知识阶层,与现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约略相当;而俳优是我国古代具有俳谐性质的综合技艺表演者,以语言见长,以戏笑为事。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两者的职能与作用发生了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