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评测北京市丰台区公众的呼吸道传染病相关健康素养，分析其影响因素，探索其与健康行为的关系。方法2011年6月在北京市丰台区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法确定1100名研究对象，对其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调查，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健康素养测评和健康行为测评3部分。应用SPSS13．0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学描述，应用方差或协方差分析对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及其与健康行为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收回有效问卷998份，有效应答率为90．7％。调查对象的年龄范围为15-65岁，其呼吸道传染病相关健康素养（以下简称健康素养）得分为（71，3±19．0）分。低（〈60分）、中（60-85分）、高健康素养者（〉85分）所占比例分别为25．7％（256／998）、43．2％（432／998）和31．1％（310／998）。户籍人口、非户籍人口的健康素养得分分别为（74．1±18．9）、（68．4±18．8）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健康素养各题型正确率从高到低依次为视听（77．6％，4647／5988）、网络操作（75．2％，2251／2994）、阅读（74．6％，3724／4990）、识图（68．3％，4090／5988）、计算（65．5％，5230／7984）。经方差分析或协方差分析发现，不同年龄、民族、文化程度、职业、收入水平人群健康素养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不同性别、婚姻状况人群健康素养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调查对象的呼吸道传染病相关健康行为得分为（69．7±15．5）分。低、中、高健康素养者行为得分依次升高，分别为（64．5．4-15．0）、（70．4±15．6）、（72．5±14．9）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北京市丰台区公众具备一定的呼吸道传染病相关健康素养，年龄、民族、文化程度、职业和收入是健康素养水平的影响因素，健康素养水平高的人群其健康行为水平也相应较高。

摘要：目的了解流动产业工人电子健康素养水平及其安全性行为情况,并分析电子健康素养对安全套协商效能的影响,为进一步干预促进流动产业工人的性健康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问卷调查流动产业工人的人口学特征、电子健康素养、安全套协商效能等,并利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分析影响安全套协商效能的因素。结果流动产业工人的电子健康素养得分为(3.01±0.92)分,整体处于中等水平,在性别、学历及收入等维度上呈现出群体差异(均有P<0.05)。男性(β=-0.136,P<0.05)、教育水平更高(β=0.210,P<0.001)、收入更高(β=0.155,P<0.001)的流动产业工人具有更高的电子健康素养。另外,流动产业工人在安全套协商效能的三个层面,即使用、拒绝和劝服效能上,都存在个体差异。而电子健康素养与安全套使用(β=0.035,P<0.001)、拒绝(β=0.278,P<0.001)与劝服效能(β=0.402,P<0.001)皆呈正相关关系。电子素养越高的流动产业工人,安全套协商效能感越强。结论流动工人群体电子健康素养的提升,对于提高流动产业工人的安全套协商效能存在正面效应。在以后性健康行为促进项目中,可以考虑从提高流动工人群体的电子健康素养着手,从而实现更广泛的AIDS防治意义。

摘要：目的了解中国工程建设企业海外员工的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为中资企业海外员工传染病防治工作提供依据。方法采取整群抽样,选取某大型石油公司所属工程建设企业2019年9月—12月参加出国培训的员工,采用自行设计的传染病健康素养问卷进行调查。结果员工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为51.5%。单因素分析显示,女性员工传染病健康素养高于男性(χ^(2)=4.559,P=0.045),年龄<50岁者高于年龄≥50岁者(χ^(2)=6.027,P=0.015),管理人员高于操作人员(χ^(2)=53.025,P<0.001)。多因素分析显示,文化程度和职业类型是影响传染病健康素养的主要因素。相较小学文化程度,初中(OR=3.847,95%CI:0.476~31.086,P=0.206)、高中/中专/职高(OR=7.439,95%CI:0.932~59.377,P=0.058)、大专/本科(OR=15.887,95%CI:1.992~126.673,P=0.009)、硕士及以上(OR=14.581,95%CI:1.681~126.479,P=0.015)者传染病健康素养较高;管理人员素养高于操作人员(OR=1.588,95%CI:1.105~2.281,P=0.012)。结论工程建设企业海外员工的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较低,主要影响因素为文化程度、职业类型和年龄。建议企业在员工出国前开展传染病防治的健康教育,重点教育对象应为高中及以下学历者、操作人员和≥50岁员工。

摘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健康教育内容体系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通过对美国《健康与幸福》教材的愿景、目标及内容结构的分析,结合我国现行健康教育相关政策文件及中小学的现实需要,界定了中小学生健康素养的概念和内涵,并提出了我国中小学健康教育内容体系框架,以期为中小学开展健康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参考。

摘要：目的依据健康促进管理模式开发社区老年人健康素养干预策略并评价其效果。方法以2010年9月至2011年6月在青岛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所辖社区居住的160名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身前后对照实验设计,应用健康促进管理模式对其进行系统的健康素养干预。结果对160名老年人进行护理干预后其健康理念素养、传染病预防素养、健康行为素养、基本医疗知识素养有显著提高,但安全素养变化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应用健康促进管理模式能显著提高社区老年人健康素养水平,是社区健康素养干预的有效途径。

摘要：目的评价吉林省城乡居民健康素养相关问题的认知差异,为制定城乡居民健康教育工作决策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2011年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吉林省城乡居民9 913人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卫生部设计的《2009年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调查问卷》,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采用面对面的方式进行调查。结果城乡居民对科学健康观、安全与急救、传染病预防、基本医疗、慢性病预防等相关问题的认知水平有显著性差异,农村居民的健康素养相关问题的认知明显低于城市居民。结论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摘要：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获取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作出正确决策,以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健康素养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改善个人和社会群体的健康行为,从而有助于提升一国人口的整体健康水平。为测算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结合国内外健康素养的测评方法,从健康促进、疾病预防和医疗保健三个维度出发,创新性地设计了“北京大学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网络调查问卷”,并面向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年的受访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随机抽样与问卷调查。基于调查结果,对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的总体水平和人群差异进行描述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多元回归等统计方法考察不同维度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大多数中国居民具备一定的健康素养(71.41%),但具备较高健康素养水平的人群不足三成(25.07%)。分维度看,疾病预防(25%)与医疗保健(21%)维度中具备较高健康素养的人群比例较低。分人群看,健康素养得分较低的人群主要包括男性人群、60岁以下人群、受教育程度较低人群、自家农业生产经营人群与非农自雇雇主、农村与经济欠发达地区人群。研究结论表明,重视预防保健、关注文化程度较低人群的健康教育、关注劳动力人口的职业健康素养、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健康宣传对提升国民健康素养、实现健康中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背景医务人员是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主要普及者与指导者,其健康素养水平对人群健康意义重大。2016年新疆全民健康体检结果显示,支气管炎排名前5位。因此,准确评估基层医护人员慢性支气管炎健康素养及其影响因素在临床中极为重要。目的了解和田地区基层医护人员健康素养状况,并分析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于2018年9—11月,采用多阶段抽样法抽取和田地区县级和县级以下医疗机构基层医护人员170例为调查对象。自行设计医护人员对慢性支气管炎认知情况调查量表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63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5.9%。结果163例参加调查的基层医护人员中,121例(74.2%)健康素养合格;42例(25.8%)健康素养不合格。健康素养合格组与健康素养不合格组患者年龄、工作时间、工龄、所在科室、医护人员职称、是否具有资格证、是否注册、是否有处方权、工作单位级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医护人员职称、是否注册、是否具有处方权是医护人员慢性支气管炎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和田地区县级及县级以下医疗机构基层医护人员慢性支气管炎健康素养水平总体较高。未来可进一步督促医护人员学习理论知识、提高操作技能,从而整体优化医护人员职称,提高资格证注册率。

摘要：目的通过健康素养监测了解北京市大学生健康素养水平,为高校开展健康教育工作和大学生健康素养研究提供依据。方法于2016年11—12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北京市10所高校2398名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统一设计的大学生素养监测调查问卷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χ^2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2016年北京市大学生健康素养水平为44.62%。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素养、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基本健康技能素养3方面的健康素养水平分别为56.88%、46.62%和43.74%。6类健康问题健康素养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安全与急救素养(82.94%)、科学健康观素养(79.69%)、健康信息素养(66.89%)、慢性病防治素养(48.67%)、传染病防治素养(42.24%)和基本医疗素养(21.0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汉族大学生健康素养水平高于少数民族大学生(OR=1.321);文学生与理工学生健康素养水平均低于医学生(OR值分别为0.085和0.080);家庭人口数为4~5人和6人及以上家庭学生的健康素养水平低于家庭人口数为1~3人的大学生(OR值分别为0.657和0.449),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结论应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工作,提高北京市大学生的健康素养水平。

摘要：目的了解北京市海淀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现状,并探讨其影响因素,为针对性地开展健康素养干预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2018年采用分层多阶段概率比例抽样方法 (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PPS)抽取北京市海淀区29个街镇的15~69岁常住人口,采用统一设计的全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问卷进行入户调查,全区共计获得有效问卷7034份。将问卷得分达到总分80%及以上的调查对象视为具备健康素养,否则为不具备健康素养。不同组间调查对象健康素养分布差异采用χ^2检验,健康素养水平影响因素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以是否具备健康素养作为因变量。结果北京市海淀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28.56%;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和基本健康技能3个方面健康素养水平分别为35.79%、30.90%和36.39%;6类健康问题素养水平由高到低分别为安全与急救素养(66.39%)、科学健康观素养(51.24%)、传染病防治素养(39.78%)、健康信息素养(30.25%)、慢性病防治素养(13.33%)和基本医疗素养(11.23%)。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年龄在30~39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高于年龄在15~29岁居民(OR=1.205)、年龄在50~59岁和60~69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低于年龄在15~29岁居民(OR值分别为0.779和0.760);女性居民健康素养水平高于男性(OR=1.208);高中/职高/中专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居民健康素养水平高于初中及以下居民健康素养水平(OR值分别为1.460和3.893);职业为公务员/教师/医务人员、其它事业单位人员、其它企业单位人员和职业为其他的居民健康素养水平高于职业为农民和工人居民(OR值分别为1.563、1.360、1.635和1.593);家庭人均年收入>4.5万元居民健康素养水平高于家庭人均年收入≤4.5万元居民(OR=1.33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结论海淀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偏低,应着重加强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基本医疗素养和慢性病防治素养方面的干预措施,并根据人群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素养提升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