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殇》所表现的是以驱疫远疾为目的的“傩祭”或“禓祭”仪式,它的仪式背景要比《九歌》中的其他篇章更为古老。因为《国殇》表现的还只是群体歌舞的痕迹,而其他篇章所表现的仪式已经产生出了明确的人格化的神灵以及依此衍化出的祈祷、献祭等仪式程式,所以《九歌》也体现了巫术仪式向宗教仪式的转变。仪式向艺术的转化开始于仪式信念的动摇,旁观者或观众从仪式参与者中分离出来则是重要标志。《九歌》正是屈原依据真实仪式创作的艺术化的诗歌乐舞,它体现了“现实目的——仪式——艺术”这一发展演变轨迹。

摘要：仪式中的实物符号主要包括形似象征、音似象征和意似象征三种类型。实物符号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人们对实物符号有多种解读的空间。当实物符号的确切含义模糊不清时,此种符号或者成为想像的对象,在现世的理解中延续下来,形成不同以往的地方性知识;或者根据当前的生活水平、行为习惯,变通地使用其他实物符号取而代之。在仪式中承载丰富信息的实物符号对社会关系的形成与改变起着中介作用。个体对仪式中实物符号的理解、主体间互相的意义使用,促使旧有社会秩序的维持或导致新的社会关系的构建。

摘要：很高兴陪赵少华副理事长参加今天的开班仪式。首先，受赵少华副理事长的委托，代表她、代表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向到会的领导和专家表示诚挚的谢意，向参加培训的学员表示祝贺!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有独特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意义，是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百科全书”，就像东北神奇的黑土地，是滋养心灵世界的精神原野。由文化部科技司和国家艺术基金共同支持的全国艺术研究院（所）青年戏曲理论人才培养项目，在整合资源方面有三个突出特点：

摘要：巫医疗法和现代生物医学都是由某种权威体系所告知的,一个来自神话和仪式,一个来自医院和媒体。巫医疗法尽管对病因的解释和治疗与现代生物医学不同,但它却有着内在的文化逻辑,这种逻辑主要由疾病神话和治疗仪式的互动来建构。互补性医疗模式的存在,启示我们要完善现代医疗体系。

摘要：信仰是满族萨满祭祀的根基,而仪式则是信仰传承的外在形式。形成之初的野外祭祀发展至今,满族萨满祭祀形式与内涵不断变化,从原始崇拜到权威的仪式,从信仰与仪式的衰弱转化成大众娱乐,萨满文化随着社会变迁,不断占据新的主导地位。近年来,东北地区满族群众的民族认同感越发强烈,“萨满”成为满族艺术创作的母题之一,衍生出音乐、绘画、雕塑、服饰等民俗艺术。萨满文化的真正内涵,脱离了物化的仪式形式,内在的符号张力使其成为大众喜爱的娱乐活动。东北满族萨满祭祀文化形态与仪式演变,不失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向供人探索。

摘要：正像其他文艺现象也有低俗和恶俗一样，二人转确有低俗甚至恶俗表演，但总体上看，民间二人转并非属于低俗和恶俗。而是属于民俗性民间艺术。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二人转是东北远古神圣的性爱民俗演化到今天的现代娱乐性艺术形式，就不会大惊小怪了。

摘要：2017年9月23～24日，由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人文学院咖啡吧联合举办了以“戏剧与仪式”为主题的纪念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学术研讨活动。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南开大学、上海戏剧学院、西北大学、广西艺术学院、澳门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十余所大学、研究机构和《艺术评论》《文化艺术研究》学术期刊的戏剧学者、专家共501人参加了研讨会。

摘要：康巴藏戏艺术形态成熟而独特,其形式和风格带有强烈鲜明的四川康巴地域色彩,别具风格。康巴藏戏既是一种凝集着藏民族文化的戏剧艺术,又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康巴藏区共享信仰的方式,在广阔的范围内反映出了藏民族的世俗风尚。这种熔古铸今、兼容并包的艺术胸怀和博大丰厚的文化根基,使康巴藏戏在形成环节,蕴含着相对浓厚的文化内涵,同时彰显着本民族独特的宗教文化和社会关系,成为研究康巴藏戏的一个独特视角。

摘要：如果以表演作为戏剧的本质特征,仪式与戏剧这两个概念就出现了交叉甚至重叠,仪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戏剧。对仪式与戏剧关系的把握不能建立在表演形式的相似性上,而应该建立在内容或功能的差异性上。区分仪式与戏剧内容或功能差异的是仪式与戏剧体现的情感,仪式与戏剧情感的差异是集体性情感与个体性情感的差异,而集体性情感与个体性情感的差异是仪式与艺术的差异,这样,以表演为特征的戏剧实际上就包括作为仪式的戏剧与作为艺术的戏剧。

摘要：满族神歌是歌、舞、乐为一体的民间艺术形式,在萨满祭祀的过程中,神歌的演唱是程式化的,而祭祀仪式因其特殊性也有仪式化特征。在家祭和放大神过程中,仪式化非常明显,而且萨满在野祭时的舞蹈也别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