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一些戏剧的分析,说明戏中戏不仅是一种戏剧编排结构,是对艺术真实的重新界定,利用戏中戏的手法,可以诠释人与自我的矛盾,生活与艺术的矛盾,更形成一种开放的故事结构,给人很多启示。

摘要：本展监的作品均来自卡蒂靳特艺术基金会（KadistArtFoundation）巴黎及旧金山部的收藏，这是一个致力于促进世界各地当代艺术发展的私人基金会。展览在多元叙事，以及与社会和艺术史传统相关的锚综历史进程中，体现个体性与自治性姿态。展览由三条分支路径组成：包括“涵义的分叉”、“工作工作工作”和“余波”。

摘要：戴维·洛奇是一位享誉世界的英国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后一直笔耕不辍,创作出了众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电影迷》《换位》《小世界》等。其小说创作在保留英国写实文学的传统之上,又加入了许多现代或者后现代的写作风格,主要表现在小说的叙事结构和语言运用上,同时他的小说中还充满了大量的隐喻、讽刺以及转喻,本文就将以此为切入点,重点分析其小说的语言艺术。

摘要：劳伦斯.斯特恩的代表作《项狄传》是18世纪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它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实验小说。它以标新立异的结构形式、别具一格的叙述手法来描绘生活,从而形成了小说独特的创作风格,对20世纪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从创作风格、小说语言、元叙事、叙述时间等方面对这部作品加以探析,希望对现代主义叙事艺术的源起、发展有所贡献。

摘要：《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在小叙事中表现出对宏大性的追求,并由此导致了作品前后部分风格迥异、骤然从喜到悲的表象。这种现象在中国小叙事电影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儒家文化的浸淫以及中国的特殊语境导致创作者具有浓厚的"元叙事情结",因此,利奥塔所推崇的小叙事对元叙事的拒斥和反拨尚难以真正在电影中得以体现。

摘要：相对于其他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来说,加拿大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对于后现代理论发展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她将后现代主义诗学作为一个可以系统进行阐述的灵活概念。针对当时后现代主义讨论中理论与实践的状况,哈琴同哈桑一样,认为要讨论后现代主义诗学首先有必要将后现代主义理论化。因为她认为艺术和艺术理论都应当是后现代主义诗学的组成部分,而她自己所要建构的诗学也正是将后现代主义置于理论与艺术的交叉地带进行考察。

摘要：以排戏或演戏作为戏中戏的戏剧情境,已被各类探索戏剧所尝试,现代戏剧观众对此也已不感陌生。然而依此建构起的戏剧叙事结构,却未必仅用"戏中戏"三个字就可以概括言尽。其实,在剧作者"诡计多端"的叙事策略作用之下,本体意义上的戏剧已然进入到自我解构与重建的重新诠释之中,虚构、叙事、戏剧等一度无须费解的概念,也因此变得含混宽泛起来。本文对比分析的两个戏剧案例,正是对以上问题的分辨和追究。

摘要：与整个中国当代文坛差不多同样的格局,1990年代之后",70后""、80后"作家开始在辽宁文坛暂露头脚。对其已经取得的文学成就加以本质意义和规律性的归纳、总结及概括,对其艺术上的成败得失施以相应的阐释、说明、判断和引导,是文学研究的责任和使命。以前辈作家及其已有的成功文学经验为尺度,新生代作家由于低龄写作,生活经验的相对匮乏,整体以及有深度地把握现实生活和时代的能力不足,呈现出非历史性的零散化和碎片化倾向;以中国当代文坛同代际作家为尺度,辽宁新生代作家存在艺术上的庸常和肤浅病。

摘要：严歌苓是著名旅美作家 ,其小说创作成就斐然。对边缘域和非正常时期人性的细致勘探和深刻剖析 ,对在“他者”文化审视下的东方文化意蕴的凸显 ,对芸芸众生的生存关怀和文化关怀 ,对异质文化的敏锐体验———构成了她小说丰赡的思想内涵。与其思想的丰富对应和同构 ,她那独具个性魅力的艺术表现———扑朔迷离的现代性叙事 ,更是在海外华文女性作家中 ,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本文就以严歌苓的一些小说文本为例 ,分析一下其叙事艺术的现代性特征。(一)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错叙事在现代叙事文本中 ,这种叙事方式经常出现。小说不是采用单一的聚焦方式（叙述视角） ,则是第一人称内视点 (即内聚焦方式）的叙事和第三人称外视点 (即非聚焦方式 )叙事交叉进行。严歌苓早期的长篇小说《一个女兵的悄悄语》和后期的中篇小说《倒淌河》就属此种类型。《一个女兵的悄悄语》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陶小童 ,一个年轻的部队文艺女兵在故事中处于中心。小说以“我”在遭受泥石流冲击 ,生命濒临死亡的休克状态下的内心独白、回忆、联想等方式展开叙事———动乱年月 ,非正常时期人的灵魂“改造”的主题 ,始终围绕着“我”这样一个淳朴和聪慧的少女进行。作品在“我”的回溯中反思...

摘要：《众生·设计师》的一篇书评中说:'这是一本关于时间的书。时间不再只是一个箭头,也不是一个循环往复之物,而是一个由过去、现在与未来共同构成的漩涡。三者互相影响渗透,不再只是一个线性的决定论。'[1]诚然,两部作品的时间观念都引人注目。大量的预言性语言穿插于整部小说间,比如在谈及某个处在'现在时'的人物时,叙述者就'预言'了他的下一步命运甚至是其死亡。小说的情节悬念因此多少被有意削弱,作者所在意者显然并非老实地讲一个故事,毕竟博尔赫斯早在快七十年前就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