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和体”是诗史上的重要概念,然而对其内涵的理解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择其要者予以梳理,考镜源流,品核正误。认为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白氏长庆集序》二文所作相关解说,是准确把握“元和体”原初内涵的关键,其意盖专指元、白二人所作小碎篇章与次韵倡和的长篇排律,乐府讽谕之作不在其中。小碎篇章既包括艳情诗,也包括有感于世事人生而“取其释恨佐欢”的自我吟畅之作;长篇排律既有艺术形式上争雄斗胜、呈技献巧的成份,更包含创前古所未有、示来世以轨辙的新变意图。总的来看,这两类作品都可用以代书、自我吟畅或戏投,亦即都具有世俗化、私人化、情感化和游戏化、技巧化、创新性等特征。这些特征,是元和体诗得以广泛传播以及被人效法的一大要因,而这种传播、效法反过来又导致这些特征的强化和定型。

摘要：文章对元和体这一概念从历时性的纵向角度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将历史上对于元和体的解说归纳为元稹和白居易、唐李珏和李肇以及唐以后诸家的论述三个阶段，并论述了这三种说法的内在联系，即元和体的内在特征──新变。在此基础上，将元和体界定为：元和体是对唐宪宗元和年间普遍流行的，以新变为主要特征的元白、韩孟等多种诗歌创作倾向的一种概括。

摘要：“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为文章者有所发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姚鼐《惜抱轩集》卷八《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引周书昌语)。新生于旧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就是这样。杜甫之所以能成为时代的巨人,被称为“诗圣”,他的诗为后世公认为“集大成”者,就是因为他不仅总结、发扬了他以前中国古代诗歌的一切遗产,在中国古典诗史的黄金时代——盛唐,创造了登峰造极的诗歌艺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开拓了诗的新世界,影响千百年的诗歌史。他之后一千二百多年的诗史上,凡卓然成家的诗人,大都能找到杜甫的影子。正如宋祁说的“它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再后人多矣。”(《新唐书·杜甫传赞》)

摘要：经历了盛唐的极盛与大历初到贞元中的相对委琐靡顿之后，唐诗发展到元和年间，伴随着政治上对安史之乱的深刻反思，对贞元弊政的革故鼎新，形成了一股创新求变的文学思潮。韩愈主张“唯陈言之务去”……

摘要：陕西人民艺术剧院在京演出的《白居易在长安》是作者李民生、杨志平夫妇继《唐太宗与魏征》之后创作的又一部历史剧新作,很有在艺术上加以探讨、研究的必要。

摘要：杜甫在世之时,同代诗人的推崇之意并不明显。直至唐宪宗元和时期,杜甫的地位才发生根本变化,甚至高于李白。元和诗人对杜甫的推崇,主要由于杜诗在体裁、题材、创作手法等方面的创新,不但契合元和诗人求新求变的艺术追求,而且直接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创作资源。尤其是韩愈的七言古诗,元、白的长篇排律,贾岛的变格五律,更是直接师法杜甫。这些元和时期出现的异代知己,极大地提升了杜甫的声望,最终促成了杜甫大家地位的形成。

摘要：孟郊的文学活动是在代宗大历初至宪宗元和九年间。按《唐诗品汇》的分期,“以大历至元和末为中唐”,其间53年。孟郊经历前48年。中唐以元和元年为界可分前、后二期,这是探索孟郊在唐诗发展中所起作用的时间标界。在中唐前期,即大历贞元年间,诗坛变化有三点值得重申:一是在大历前后,大诗人王维、李白、高适、杜甫、岑参相继逝世,张籍、王建、韩愈、刘禹锡、李绅、自唐易、柳宗元、元稹相继出生。

摘要：元稹是一位有着超凡脱俗的才华,又同时具有多重人格的文人,但他却以文章曲事太监,以诗词阿附权贵,在情感上"始乱之、终弃之",甚至为达个人目的,毫不犹豫地与崔莺莺一刀两断。实质上,其内心深处仍保存着一块尚未泯灭的净土,这在《茑茑传》中表现得最为逼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