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末明初,太湖地区的隐士书家群体在书法创作观念上呈现出了对个性的强调以及书法娱情性的追求,大大拓宽了书法创作观的边界,形成了“狂逸”“清逸”“高逸”等书法风格,使元末明初涌现出不同于时俗的全新书法风貌,为太湖地区形成书画艺术中心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对于明代中后期“浪漫主义”书风的产生具有极大的启发作用。

摘要：元末明初,多种原因导致文士涌入梵林,僧团势力庞大,僧侣进一步参与到书画鉴藏活动中来。频次尤以大都与江浙一带为显。在鉴藏过程中,僧侣通过多种方式与文士产生互动,赋予古代与新创作的书画作品以“用智”的功能——从中引发正信,进而参悟佛理,起到了传播佛教的意义。最终,僧侣通过书画鉴藏活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身传教的社会功能。

摘要：诗书画"三绝"艺术不仅可以作为一种高雅的艺术形式为文人所推崇,而且它还牵连着作者的创作心态与文艺观念。元末明初,吴中一带的"三绝"艺术创作异常丰富,通过考察文人之间诸种形态的同题集咏,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元明之际文艺思潮的过渡以及文人心态的微妙变动。这种集咏方式同样可以视为元代文艺精神对于元明之际文人的一种深远吸引力。

摘要：明代初年,极度专制的文化政策和＂文字狱＂的屡兴,使儒士的文化活动受到摧残,许多书家如流星闪烁,书坛不如中后期兴盛。但从书史角度来看,梳理和全面了解明代前期文人书法的发展状况,对于理清元代后期书法和明中叶吴门书派兴起之间的关系,对整体把握元明书法发展的文化脉络多有裨益。近十几年来,元末明初的书坛引起学者的注意,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了较为重要的成果。黄惇先生在《中国书法史·元明卷》中指出,明代前期书家尽管有新朝文化政策的制约,

摘要：元末及由元入明的水浒戏作家处于元代统治政策的第二个大转变时期。仁宗继位后,再一次确定了兴汉法、重文治的统治政策,并抛出了科举选士这根橄榄枝,激活了元朝南北统一后实行钳制汉人政策所带来的文化冷漠气氛,使文人们看到了梦寐以求的积极进仕的希望,在整体上增强了汉族文人的认同感和社会向心趋势。原来致力于运用杂剧这一世俗模式进行文化斗争的汉族文人在一定程度上向传统复归;而理学正统思想的确立,又使得他们的创作内容呈现出迥异于元代的阶段性特质。元代前期水浒戏创作中"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市民视角在元末明初的水浒戏创作中已经基本不可见,戏中充斥了儒家伦理道德中的"三纲五常"之道,强调要以正直和尽忠之心来辅佐皇上,"替天行道显忠良"。

摘要：成书于元末的《静斋至正直记》中记载＂红绿古彩古来有之,金以来时为上物,多定烧、限烧为上用,非市烩所能得也。＂宋、金时期,红绿彩瓷的装饰艺术已经被官方所重视,逐渐成为贡瓷的一部分。元明交迭,北方的局势越发动荡,致使窑工南下,将釉上彩瓷的制作工艺带到景德镇地区。

摘要：为了与外来的文学观念相调剂,将艺术哲学和审美心理之类危微因素落实到文学自身规定性上,饶龙隼标举“文学制度”观念,以此引导学人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的制度内涵。早在《上古文学制度述考》一书中,作者既已标举中国固有的“文学制度”观念,通过对先秦两汉的文学艺术和群经诸子的研究,梳理了中国文学制度的本源与流别。

摘要：景德镇窑烧制的元未明初红绿彩瓷（图1），香港艺术馆东方陶瓷学会、香港中文大学以及美国波士顿博物馆都有馆藏。国内个人虽然也有零星收减，但存世的总体数量依旧屈指可数，且以高足杯造型居多。

摘要：《澹游集》是元末重要的诗文总集,编者释来复。所录为元代中后期官员、释子、隐士等与释来复唱和之诗文,共两卷,上卷为诗,下卷为文。在“铁崖体”秾丽奇诡诗风席卷元末东南诗坛的背景下,《澹游集》清丽冲淡诗风的成因值得探究:得益于山水寺宇、远离尘氛的吟咏环境;部分继承元延祐、天历诗坛的“清和”诗风,且受元末江浙地区清逸艺术审美的濡染;酬倡之人优游不迫、澹泊清雅的性情;诗人尚自然、倡妙悟的诗学思想。此外,应当认识到《澹游集》清丽冲淡之诗风在元末明初的价值:《澹游集》是元末东南诗文总集的代表之作;于元末“铁崖体”之外别具一格;影响明初部分主情性、尚自然的诗歌。

摘要：暇日无事也学董桥先生写些自己收藏的浅酌低唱。董先生的东西写得好,感觉是秦淮月色在笔下从容地流淌,写文玩的文字真的配得上古物绝代的风华。喜欢野逸的我与大富贵的牡丹并不相契。看着朋友的牡丹画得好,向来是嘴上嘉许从不掏钱买下,怕那份脂粉妖冶了一屋子的书香。天下的事往往不经意间偷偷地开着你的玩笑。偏偏天上掉馅饼,收到了我几十年想得到的,偏偏是剔红,偏偏是牡丹,又偏偏开得那么妖冶,仿仿佛佛把从宋到明几百年的风华一起收了进来。从与国瑞兄电话里得知,明礼君收得一件雕漆的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