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推进,党内监督与问责制度得到了持续完善与发展。尽管如此,监督与问责在程序协同方面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如程序分散、职责混淆等问题阻碍了监督与问责工作的精确执行和协同效率。党内监督和问责程序建设不仅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党内法规执行和党的纪律严明的关键机制。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确保党组织的纪律性和战斗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推动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制度设计层面,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一体,体现在制度目标、制度对象、制度内容的一致方面。在法律程序层面,党内监督程序是党内问责程序的先决条件和规范保障,党内问责程序是党内监督程序的延伸和深化。研究发现,监督与问责程序的主要问题包括信息共享不充分、角色定位模糊和程序保障不全面。针对这些问题,应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平衡监督与问责关系并完善程序保障机制等,提高制度的协同性和效能。

摘要：我国新发展阶段对审计全覆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构建审计监督与党内监督、其他监督数字化协同系统,对于高质量推进审计监督全覆盖至关重要。本文在审计委员会治理模式下,以云计算SaaS、PaaS、IaaS服务模式为基础,按照“技术基础—系统平台构建—运行优化”的逻辑分析,研究设计了审计监督与党内监督、其他监督数字化协同框架和协同功能模块,旨在加强各类监督主体的协作融合,致力于对公权力的高效约束和监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摘要：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加强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同党内监督等监督形式的协调配合”。2022年以来,太仓市政协积极探索政协民主监督与党内监督深度融合的实现路径,加强顶层设计,联合市纪委出台《关于加强政协民主监督与中共党内监督工作协调配合的意见》,探索建立沟通协商、联合监督、双向参与、成果共用、长效跟踪5项工作机制。

摘要：在党内监督体系方面,党的十九大首次形成了一个科学的顶层设计。其核心内容有两项:一是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权力监督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二是党内监督必须要坚持组织监督、民主监督、权力制约三者并重。党内监督实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组织监督成效显著,省和省以下权力制约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党内实质民主有所发展。同时,也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即组织监督强而权力制约和民主监督弱。这种不平衡使得顶层权力监督成为薄弱环节。鉴于组织监督的局限性,在顶层权力监督方面,就只能依靠权力制约和民主监督。党内民主监督可以我国村级民主发展为师。权力制约则需要在权力顶层切实强化同级相互监督。

摘要：据权威人士透露,即将出台的《党内监督条例》是党内监督工作实现根本制度化,发生质的飞跃的重要开端,其制度设计和程序保障的完整、充实前所未有。

摘要：《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一部重要的党内法规。它的颁布实施，对于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对于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对于坚

摘要：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是指监督主体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围绕权力、责任、担当设计制度,夯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在组织内部通过检查、督促、评价、揭露、举报、处理等方式作用于监督客体,遵守党章党规,充分发挥党员主体责任,夯实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以保证监督客体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违背党的纪律的一种客观有序的活动。而高校是党的建设的前沿阵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新挑战,全面从严治党、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党内监督工作是高校党的建设核心工作,为更好地落实高校“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服务地方经济、以学校转型发展为工作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后植爱党、强国有我,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强化高校教育主阵地作用、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摘要：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条例》，站在党的事业发展和管党治党的全局，对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监督作出顶层设计，对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应对党面临的重大挑战和危险，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里程碑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条例》，把党内监督的制度优势充分释放出来，不断夯实党的建设的基础工程。

摘要：不同于拉美其他主流政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国家行动党、民主革命党在党内监督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不少探索。本文简要梳理了三党党内监督的内容和重点、党内监督的主体及其职权,概括了三党党内监督制度设计的主要特点,希望能增进关于三党情况的了解,并加强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

摘要：习近平党内监督制度建设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内监督理论,继承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从严治党的优良传统,突出了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的严密性与科学性,并始终尊崇制度治党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习近平对制度执行力的强调及对党内监督机制建设的方法创新,体现出了鲜明的问题导向与时代价值,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