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全球秩序分裂的趋势威胁着国家间互信的建立与合作的深化。多边主义危机加剧凸显了国际组织在重塑治理秩序中的关键角色。随着全球性问题日益严峻,组织变革成为国际组织维持自身合法性与竞争力的必然选择,然而,不同国际组织通过职能扩展寻求变革的进程与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制度设计通过影响国际组织官僚机构不同的自主性水平和组建获胜联盟的难易程度,直接影响国际组织对变革必要性的论证、相关新议题的实践探索和组织内部的相应机制调整。伴随制度的长期运作而形成的组织文化也影响着组织适应新议题的变革努力。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世界银行在其管理层的倡导和专家团队的支持下,积极介入全球气候治理,成功塑造并主导了气候发展话语。随着其一系列成功的实践探索得到主要成员国的认可,世行获得了创建气候合作机制的授权,并通过气候行动计划安排和内部机构设置将气候议题的职能合法化和制度化。世行的全球气候治理实践为我们理解国际组织寻求组织变革以适应新议题的挑战提供了切入点,也有助于理解和启发国际组织依托制度设计提升韧性的尝试。

摘要：当前的全球气候治理变局呈现出领导力过渡和模式转型的"双过渡"特点。在这个特殊阶段,加强气候传播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性:短期来看,可以给中国保持战略定力留出空间,坚定国际社会和国内各界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保证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的过渡交接;中期来看,有助于完成全球治理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模式转型的平稳过渡;长期来看,可以帮助中国将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经验应用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中。与三个层面的重要性相对应,中国气候传播可以设计应对策略,为稳定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履行《巴黎协定》、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摘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是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新兴力量。然而,气候治理并非是亚投行的使命,如何理解此种国际组织超越使命边界的治理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以跨界治理为核心概念,提出组织场域一致性与实质性议题联系推动了国际组织跨界治理的产生与发展。就亚投行跨界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而言,首先,多边开发银行跨界参与气候治理的历史模式、气候变化与基础设施建设间的相互影响推动了亚投行在制度设计阶段便积极关注气候治理;其次,多边开发银行跨界治理的发展与《巴黎协定》的生效,进一步促进亚投行在项目运营中完善气候治理标准,增强治理能力;最后,多边开发银行跨界治理的深化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的发布推动亚投行将气候治理纳入战略规划中,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因此,亚投行的跨界治理呈现出了阶段式的渐进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做出突出贡献。

摘要：透明度原则作为国际组织规范兴起于20世纪,并广泛融入国际议程,嵌入诸多国际制度之中。透明度被视为划分国际责任、提升国际制度有效性的重要政策工具。透明度制度化的功能包括信息提供、行动授权、改进制度设计、进行国别比较,并对履约不力的国家施加压力或制裁等内容。透明度原则与可问责原则的结合共同构成治理的合法性,这种以信息披露为内核的全球治理方式受到广泛推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它不仅成为支撑《巴黎协定》的核心机制,而且成为建构与执行后续规则的基础,也将有助于提升非政府组织的全球参与度。透明度原则的制度化已经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驱动因素,能够积极推动全球进程朝＂自下而上＂模式转型。同时,透明度的制度化过程也存在被过度议程化与政治化的可能,其实际作用有被夸大的倾向,并就此引发一系列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利益的潜在问题。

摘要：气候变化及其治理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引人瞩目的全球性问题之一,也是美国政治生态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热点问题。气候议题的发散性,以及美国联邦制的制度设计和国家气候政策的不确定性,既为美国各层级行为体参与气候治理创造了实践舞台,也为多层级治理理论建构提供了经验素材。在多层级治理理论视角下,美国次国家行为体得以从水平、垂直、等级三个维度,全面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在水平维度上,气候行动领先的州和城市向其他次国家行为体横向扩展,彼此直接进行经验交流和知识转移。在垂直维度上,气候行动领先的州和城市自下而上地纵向发挥影响力,并在联邦政府缺位时代之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在等级维度上,次国家行为体受到联邦政府法规和政策取向的约束,既可能采取积极的气候行动,也可能因遭遇阻碍而消极无为。次国家行为体的积极参与有助于为美国国家气候战略提供替代实践和创新,对冲联邦政府"无为而治"的负面影响,确保美国整体气候行动的延续和发展。

摘要：冰川、冰盖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近海生态系统遭到毁灭性破坏,新发传染病增加……全球气候变化虽不足以决定历史走向,但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却倒逼人类直面气候治理问题,因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历史进程。气候问题的复杂性与紧迫性要求世界各国调整国家政策与发展方向,携手设计合理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以保卫人类共同的也是唯一的地球家园。

摘要：碳达峰目标下中央和部委政策部署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主要的碳排放国,其在碳减排方面的行动对全球气候治理具有重要影响。为响应国际社会的呼声,中国政府提出了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并在国家层面进行了全面的顶层设计和政策部署。同时,本文也将关注企业层面的行动,特别是重型机械行业的节能降碳行动,以及徐工集团在碳达峰与碳中和方面的积极举措。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重要部署,强调要“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2021年底,习近平主席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世界领导人峰会发表书面致辞时指出,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日益显现,全球行动紧迫性持续上升。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是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本文梳理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因,深度分析了我国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方面采取的行动等,以期为读者提供思考。

摘要：在21世纪,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勇敢地承担起责任,提出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宏伟目标。这一目标不仅彰显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地位,更体现了对可持续发展的坚定承诺。实现这一目标,也将有力推动国家的高质量发展。

摘要：全球气候治理成为焦点问题,各国之间的制衡和竞争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发达国家试图通过政策设计对冲减排投入。美欧同步在碳关税政策上发力,意图争夺全球气候治理主导权。碳关税政策的实施可能引起国际政经格局变化,激发南北国家对立;恶化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降低国际贸易规模;影响全球气候治理现有格局,造成南北国家博弈加剧。同时,可能恶化中国气候领域的国际合作基础和外部环境,降低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和企业竞争力,并对中国产业发展和低碳转型造成负面冲击。积极应对是保护国内利益的重要出发点,应注意:①加强南南合作,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基础,争夺国际气候规则话语权;②强化贸易应对、提前谋划碳关税应对预案,加强政策跟踪研判,探索碳关税反制政策工具;③优化产业布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摆脱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加快绿色转型和低碳发展步伐;④通过建立完善的碳排放核算标准体系、优化国内碳税法律体系和征管机制、加快完善中国碳交易市场体系等完善碳市场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