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府公共投资对于减贫的作用非常重要,不同类型的公共投资对于扶贫的作用机理不同,对扶贫的影响效果也不同。为了提高公共投资的扶贫效率,应有方向性的投入,以便达到最佳扶贫效果。扶贫路径主要包含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社会事业发展三条,各个路径相互交错,互相影响,共促减贫。非农部门的就业和工资是作用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减贫的突破口。通过优化公共投资减贫目标、建立扶贫绩效考核体系、完善政府引导机制以及优化公共支出结构等措施,可以提高公共投资扶贫效率。

摘要：本文在构建公共投资与房地产价格关系模型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检验了公共投资对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土地价格受公共投资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住宅、办公楼和商业用房;生态环境投资对土地和住宅的溢价值较高;公共交通投资对经营性房地产的溢价值较高;教育投资,尤其是中学教育投资对各类房地产的溢价值较为稳定;以燃气普及率为代表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对房地产价格的溢价值也较稳定。上述实证结果说明公共投资是提高城市经济活力的有效方法之一,重新设计房地产税种和税率是我国房地产税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摘要：通过对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及高速磁悬浮上海示范线工程项目的案例分析 ,从项目规划、设计、施工等角度总结了城市公共投资项目管理方面的思想和经验 .探讨了公共投资项目管理的基本模式 。

摘要：在构建公共投资与住宅或土地价格关系模型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检验了公共投资对地价、房价的溢价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土地价格受公共投资的影响最显著,公共交通投资对住宅的溢价值相对较高,生态环境投资对土地和住宅的溢价值也较高;教育投资,尤其是中学教育投资对两类房地产的溢价值较为稳定,以燃气普及率为代表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对土地和住宅的溢价值也较为稳定。这一结果说明,我国城市居民住宅区位需求已向多元化和生态化方向发展,交通易达性是居民住宅选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学教育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一环,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经济繁荣与发展的基础,重新设计房地产税种和税率是我国房地产税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摘要：农村公共投资和公共服务是推动新阶段中国农村益贫式增长的重要政策工具。本文运用1987—2009年相关数据就中国农村公共投资和公共服务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农村公共投资对于益贫增长率指标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保险、公共救助和农村教育人力资本对益贫增长率有显著正向影响。总体来看,推动益贫式增长的制度设计面临转型,其中公共投资的影响正在逐步减弱,需要寻求突破;而包括社会保险、公共救助和教育人力资本在内的农村公共服务对益贫式增长有显著推动作用,亟待全面建立和完善。

摘要：农村贫困是制约农业经济发展、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减贫制度设计的优劣直接决定着农村贫困状况改善的程度。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性质的演变为线索,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分析了开发式减贫制度的作用机理,指出其在制度设计中强调公共投资,忽视、弱化社会性支出的安排可能是导致近年来农村减贫边际效益递减的最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政府扶贫资金投向角度,提出了农村减贫制度创新的基本分析框架,对公共投资和社会性支出的历史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制度分析和经验分析的结果表明,在扶贫资金中不断提高教育和各项社会性支出水平,对于下一阶段农村减贫效果显著。这一结论对于重新审视中国减贫战略,实施有利于贫困人口的制度创新,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政策含义。

摘要：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方法和面板数据模型探析了我国公共投资区域结构效率,实证分析发现省级区域公共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综合效率(生产力指数)在大多数年份较上年都有所下降,平均增长率下降1.1%;东部、中部及西部三大区域公共投资经济效率均低于私人投资。提出在公共投资的区域配置结构中应减少东部地区比重,增加中部、西部地区的相对比重;在私人投资的区域配置结构中,应相应增加东部地区比重,减少中部、西部地区的相对比重等政策建议以提升区域公共投资结构效率。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公共投资项目绩效审计的对象、主要方式、审计原则,并分析了影响公共投资项目绩效的主要因素,据此,全面总结和设计了公共投资项目绩效审计的内容。

摘要：针对公共投资项目管理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开展公共投资项目全过程跟踪评审的必要性,提出其评审内容和方式的初步设计及保障措施建议,旨在加强对公共投资项目管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规范公共投资项目建设行为,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益。

摘要：公共投资在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中具有私人市场不可替代的作用。科学合理的决策程序可以实现公共投资公平正义和效率优化目标。为了保证公共投资决策程序的科学化,有必要引入社会公众参与,尤其是听证制度。在未来的《公共投资法》中设计专门的听证制度很有必要。公共投资听证规则包括听证范围、听证主持人、听证参加人、听证笔录、听证期限、听证结果法律救济等方面。对听证制度的试点是立法准备的一个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