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种跨界合作供给公共服务的方式,公共服务外包在西方发达国家并非新鲜事物,在我们国家,却处于探索和推进时期。从目前情况看,除了制度、资质以及资产专用性等显性进入壁垒外,社会力量仍然面临诸多隐性进入壁垒,从合作网络的意义上看,公共服务外包的边界仍然比较封闭。隐性进入壁垒主要表现在准纵向一体化、选择"体制内"合作伙伴、自上而下培育社会组织、非竞争性的外包方式以及量身定做资质要求等七个方面。隐性进入壁垒具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不能一概而论,但较高的隐性进入壁垒显然不利于政府与社会力量合作供给公共服务,应进一步研究隐性进入壁垒的影响因素和变化机理,权衡成本效应,进行制度设计。

摘要：为减少公共服务外包中的逆向选择问题,本文建立了利用"招标价格上限"及"报酬给付方式"两个基本报酬工具来对承包商信息进行综合考量的两阶段信息甄别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政府可以通过合理设定招标价格上限来对承包商进行初步筛选,并通过设计不同报酬给付方式完成对剩余竞标承包商的进一步甄别。研究表明,当政府将招标价格上限设置在其所能接受的高成本承包商成本和保留效用之和的水平上,并设计一组具有不同奖惩系数的合同供竞标承包商选择时,政府能够实现对承包商的有效甄别。

摘要：在政府公共服务外包中,公共服务的公益性与市场的自利性是一对矛盾,最有效的解决方法是注重公共服务外包中的激励机制设计。文章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建立委托-代理的博弈模型,在假设代理人接受委托的前提下,分析了促使代理人努力工作的"激励相容约束"。文中还将分析结果应用于公共服务外包,提出政府要设计一种"说真话"信号机制,来消除公共服务外包中信息的不对称。此外,提出了工作成果易度量、监督成本低的公共服务可采取固定单价合同;工作成果不确定、监督成本高的公共服务宜采用成本加酬金合同;工作成果不确定、无法监督的公共服务宜采用固定总价合同等激励策略。

摘要：社区公共服务外包是一种新型的政府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模式,它将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和生产的概念区分开来,较好地兼顾了服务提供的效率和公平,而专业的社工、非营利组织和营利性组织进入社区服务领域,大大改善了社区的服务环境,满足社区人群对公共服务日益提升的多元化需求,对当前社区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有着明显的正外部效应和挤进效应。本文希望通过对社区公共服务外包的概念界定,以及对现行社区公共服务现状和模式的分析,通过建立完善服务采购机制、绩效考评机制(社会评价体系)和社区服务监督准入机制等制度设计,确保社区公共服务外包的财力效益最大化。

摘要：政府公共服务外包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需要政府与公共外包企业的共同协作。通过构建公共服务外包中政府与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结合系统动力学仿真分析,研究表明在公共服务外包中,公共服务外包是否能够达到(政府监管,外包商协作)的演化博弈均衡状态,政府参与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政企双方的策略选择会因某一变量变化较为明显,最终策略选择仍会取决于多个因素的叠加影响;外包商协作的努力程度与政府监管有直接影响。论文提出健全法律体系、优化合同设计等方式推进政企公共服务良好协作发展。

摘要：莱克伍德市作为美国郊区自治型城市的典范,其最早提出的莱克伍德法案首开城市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先河。由其发展而来的"合同城市"模式是指将公共服务放入市场后,主体城市通过与赢得了竞争的市场主体之间签订合同来实行城市行政管理。该模式运用市场竞争,巧妙地降低了主体城市的服务成本,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市民利益,同时也使参与竞争的市场主体受益。"合同城市"模式自诞生以来,不仅为美国地方城市管理带来了创新,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区域结构。正处于发展与改革阶段的中国城市,可因地制宜地学习借鉴"合同城市"模式的经验,规避其局限,从被动发展走向主动竞争。

摘要：当前公共体育设施特许经营的困境,在于经营模式的认知和抉择。特别行政许可注重经营者条件而忽视了经营目的,以致无法实现制度设置的意图;公共服务外包注重供给的效率而忽视市场逐利的风险,以致政府处于道德失范的困境;政府购买注重服务的保障而忽视财政供给的不足,以致政府处于被诘难的境地;公私合作旨在引进民间资本、缓解政府财政不足、实现公共服务的提供,符合特许经营的制度设计。

摘要："决策与执行分开是不可能的。政策执行专职化是政策制定与执行分开改革的合适表述。其在中国的实现路径是将设计更有效的监督机制放在二者的关系中来考虑。"很明显,如果不是建立在"二分法"的基础上,政策就难保"走味"。在改革过程中,人们对于改革措施效率的关注会超过对政策回应性的关注。尤其当今,我国正处在向纵深推进改革步伐的关键时期,如以实行外包为主要的改革途径,我们缺少相应的配套机制。并且我们不能不意识到,实行外包说明政府无力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这样的改革,在下放部分权力的同时,政府也将相应的责任下放给承包商。真正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应当是在保留全部责任的前提下下放权力。承包商所承担的完全应是另一种出于其与政府经济关系的责任。这才是负责任的政府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