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司组织形态是公司法立法与修订的元问题,现代国家大多以不同的公司组织形态为基础进行相应的公司法律制度设计。公司的历史演进过程表明,公司组织形态由最初的“自下而上”自发式演进,发展为现代“自上而下”的“建构式”或“回应式”演进。我国在公司组织形态变革上十分谨慎,与全球呈现“便宜主义”倾向的公司组织形态变革形成鲜明对比。我国公司组织形态“二分法”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随着改革的深入以及新经济形式的出现,较为封闭的公司组织形态已经限制了公司制度功能发挥。公司组织形态变革应针对“中国问题”寻找本土路径,“整合+扩容”的思路可提供有益借鉴。在该思路推行中,通过综合运用“准用”“但书”等立法技术,同时辅以个别规范的差别处理,可降低制度变革成本,提高公司法的适应性与灵活性品质。

摘要：公司组织形态的科学设置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公司法规范结构的合理安排,是公司法结构性改革的主线与核心。围绕公司组织形态设置与规范结构安排存在的缺陷而展开的我国公司法结构性改革包括几个层面:公司组织形态的设置,立足于封闭公司、公众公司的分类体系进行公司类型的重新整合;规范结构的设计,立足于公司在封闭性与公众性上的实质差异重新安排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规范结构;具体法制的设计,一要重视企业规模在公司立法中的意义,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更具灵活性、针对性、适应性的制度安排,二要回应本土经验,关注股东的身份之于公司制度运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