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王安石变法引发的新旧党争中,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北宋中晚期文人群体与屈原相似的政治际遇,引发其对屈原的深入共情和高度关注。基于此,以苏轼为核心的政治和艺术共同体也将屈原讴歌的兰——这一象征着屈原遗世独立精神的审美意象原型,迁移纳入到绘画领域加以发挥创作。借此,兰正式进入中国绘画、成为一种独立画题。

摘要：邢少兰自学成才，后师承朱屺瞻、宋文治，并转益多师，向许多名家前辈救教。他的特点是师承中求新，注重于“师造化”。少兰的画由花鸟入山水，近年以兰为主，烂熟于胸，挥之即出。

摘要：两汉的辞(代言体)、赋(汉大赋)及文人五言诗中的兰蕙,表现为两种“语言模式”,一曰赞“人”(主要指“君子”),出自屈原;一曰写“景”(旨在颂扬帝王),出自《招魂》。这同封建时代人的生存方式,包括致思途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相联系,即同文化(观念和准则)有关。因而,“语言模式”实际是“文化模式”的反映。以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论之,反映中国人生存方式的“文化模式”,大抵是“自律”的又是“他律”的,而最终归于“他律”。所以,有自律(修身)的“君子”(人)的模式,以及为最高统治者服务(他律)的“景”的模式产生。由兰蕙所呈现的两种“语言模式”,并不因文体之变而消亡,它将继续留存于其后的文学(包括艺术)样式之中——只是“角色”有所转换。因为,它受制于长久未变的“文化模式”——自律与他律。

摘要：从基督教教堂建筑装饰研究中国元素在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具体的元素有着不同的寓意,在被用到教堂装饰后所代表的精神等。通过对梅兰竹菊建筑装饰所使用的图案,来剖析每个对应的精神追求,并与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进行融合,达到宣传基督教的目的,为基督教的本色化进程起到加速作用。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说早已有之。最早的文献可以追溯到唐朝,当时存在的景教是基督教的雏形,在之后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变迁,到了清朝发展比较快。而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在默默地进行中,其表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装饰风格,有传统意识,无论是从历史看还是现实看,基督教的本色化都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从建国开始,本色化、三自运动和自立运动一脉相承,并将爱国与爱教紧密结合的精神宗旨,初步完成了中国各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这使得中国基督教变成中国自己的基督教。

摘要：本文主要考察中国传统音乐中以梅、兰、莲为代表的花木题材和以鸿、鹤、鸦雀为代表的禽鸟题材,并对各自所蕴含的文化意蕴进行阐释。指出,在花木题材中,梅花是高洁傲世的勇士,兰花是孤隐幽洁的隐士,莲花则是清纯雅洁的处士,三者都是“君子型”的品格;在禽鸟题材中,鸿象征的是高远的志向,鹤象征的是高洁的情操,而鸦雀莺燕等表现的则是自然的生机与趣味。

摘要：探讨水墨画中梅、兰、竹、菊"四君子"相互间的联系及其流传情况,并对其艺术特征、发展脉络进行了论述。

摘要：郑板桥是清代中叶杰出的书画家,扬州画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推崇“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观点,主张“师法自然”、不泥古法。其领异标新、自立门户、作主子文章、不断自我超越、不断创新的艺术特色表现在其书画的方方面面,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要：郑板桥 ,“扬州八怪”画家之一。板桥画兰竹以外 ,是否还画其它题材?长期以来研究者很少问津。本文通过对郑板桥和《梅竹双清图》作品的研究 ,阐述郑板桥不仅画其它题材 ,而且曾努力想画好梅 ,但终因不能超越兰。

摘要：梅、兰、竹、菊在中国画中被人们称为“四君子”。经过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描述与赞美 ,成为中国最具平民化又最具崇高化的物质与精神载体。在相当多的优秀人物身上 ,隐现着“四君子”的精神特质 ,并影响其价值取向及生存方式。把某种植物上升到人格化的程度 ,并将其作为模仿的对象 ,这是中国文化中极为独特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