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20世纪50年代爆发的认知革命影响下,对人类心智的关注和探索业已深入众多领域。电影研究的认知主义转向,进一步在哲学、艺术、科学间拓宽了互动场。认知主义视域下的电影研究具有跨学科属性,不固守单一的理论框架,是方法和立场上的创新;它的出现,为全面理解电影开拓了多重路径。

摘要："人"与存在的相互纠缠,最终决定了存在的具身性。在这一视域中,中国思想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各自有代表性的直观思维与逻辑思维虽然存在诸多差异性,但并非不可调和。例如,西方现象学理论中非对象化和非现成化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注重"关系"范畴有很多相似之处。具体到语言理解方面,双语转换的关键不是两种语言符号的简单切换,而是根据不同的语言认知图式,实现不同思维方式的有效切换。本文从中西哲学比较和中西思想文化比较两方面出发,在认识论意义上对汉英双语者思维方式转换进行本源性探析。这对于化解由思维方式差异引起的汉、英语言交流障碍,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要：遂溪醒狮舞(以下简称“醒狮舞”)的传承体系分为:本源传承、学术传承、市场传承;传承形式分为:训练、制作、管理、文化交流、开发等五个阶段。其身心规训表现为传承人主体与弟子身体的具身性、社会性的互动协商,旨在以礼仪的教化、技艺的纯熟、身心的归宿而形成醒狮舞的传统地方道德文化认同。非遗技艺传承者们的身体在规训的过程中既被乡土文化刻写,又作为被乡土文化所认同的载体,成为传播和形塑地方文化习俗的活态符号。因此,传承人主体视角下醒狮舞的研究是未来保护及赓续醒狮舞技艺、丰富本土身体研究及话语体系的重要方向,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共同和谐,对醒狮舞传统技艺的传承发展以及遂溪乡村的振兴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摘要：技术批判将位置媒介理解成“制图”,并将它与场所对立起来。然而,位置媒介研究中的具身范式从理论上揭示了位置媒介乃至数字媒介与场所的深刻关联;世界各地的位置媒介艺术探索则进一步从实践上展示出场所营造的丰富样态。这表明,在开启“城中漫步”新经验、重构人地关联新可能方面,位置媒介具有相当的潜力和活力。基于此,人们能够更为深入地反思技术批判视野的局限,更加全面地审视新媒介对当代城市生活的积极意义。

摘要：默会知识的涉身问题一直有诸多争议,柯林斯和埃文斯基于以往一些经典思想实验提出最小具身论题,并针对性地类比图灵实验设计了"模拟游戏"这一实验来验证这一论题。本文认为这一实验基于两个前提:行为主义、身体的感知与更高阶的认知活动、特别是语言的习得和运用之间的关系的简单对应关系,但这并不能确立其所预期的交互性专能和最小具身论题。

摘要：游戏角色作为网络游戏中玩家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接口,以玩家与游戏角色的关系作为切入点,对人与新技术关系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剑侠情缘网络版叁》中玩家与游戏角色为研究对象,从技术中介理论入手,对这一关系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游戏作为交互性较强的媒介形式,玩家与游戏角色的关系受到条件性表现形式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产生了在游戏中个性化的两者关系,而在游戏设计者与玩家权力不平等的情况下,玩家与游戏角色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征。

摘要：指示性具有如下特征:从符号与对象的关系而言,它是直接指出对象、与对象之间是连续的;从空间性而言,它是方向性的;从符号与主体的关系而言,它是动力性的,尤其是身体驱动性的;从逻辑关系而言,它是因果性、秩序性、类别化的。指示性并非直到符号主体对对象进行范畴判断时才出现,而是在对象以"最低完整形式"呈现在主体视阈中时,也就是现象学所称之"共现"阶段时就已经出现。不仅如此,由于身体在生理性符号过程中的卷入,这一过程的指示性还表现在符号主体对对象的时空位置预判和随即的身体反应上。指示性可以分为指示性基础、指示性范畴和指示性趋向三个范畴。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指示性的三分之中,人类独有的符形能力和元符号能力,使得后两种指示性超越了生物符号活动的层面,在文化艺术的符号过程中得到了发展和提升,并揭示了人类作为符号学动物的独特性。

摘要：唐·伊德从"身体一"与"身体二"的区分出发,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虚拟现实技术因为疏离了面对面的沟通因而是离身性的。然而,以芬博格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则认为虚拟现实恰恰是具身的,他们批评伊德具身/离身二元对立模式。从现象学和人类学的视域出发,虚拟现实可看成是生活世界本身,虚拟现实不仅有其当代表现,更有其古代谱系,巫术就是原始人的"虚拟现实"。身体与技术之间因而是源始共生的关系。身体不但是一切技术产生之所,而且也是人类"虚拟"客观实在的天然手段。这一视域为我们重新看待虚拟现实和身体与技术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启发。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主流旅游研究中呈现出"表演转向"。历经近30年的发展,这一转向至今仍方兴未艾。"performance"(表演)作为一个具有强有力启发意义的隐喻,为西方旅游体验研究的深入推进提供了一条新路径。但国内学者对这一转向关注甚少,甚至对"表演"的理解还停留在通俗层面上。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本原因在于英文"performance"一词与中文对应词"表演"在各自语言体系中存在着较大的含义差别。理解英文世界中"表演"隐喻的内涵,还需追根溯源,向西方旅游表演转向的理论基础寻求答案。文章对performance一词进行词源考察,探究不同语言环境中"表演"的含义及人文社科学术领域中"表演"的内涵,并且对西方旅游研究中表演转向的理论基础及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进而提炼出西方旅游表演转向的核心特点。文章最后指出西方旅游表演转向对未来旅游体验研究所给予的启示:第一,国内学界应该寻找一个替代性词语来表达performance在中文语境中部分失效的含义,以弥合语言体系转换所造成的裂隙。第二,表演转向中的温和模式和激进模式并不是替代关系,旅游体验研究不必在二者中选择其一作为立场。第三,旅游体验研究应面向过程,而不是结果。第四,旅游体验研究应面向关系,而不是元素。第五,旅游体验研究方法需要新的突破和尝试。

摘要：媒介的发展从最初基于身体系统的体语手势,到基于符号象征的语言系统,如今的趋势应该由代表具身的,"以人为本"的新媒介重新接管,而当前充当"象征"与"具身"之间过渡媒介的就是具有虚拟现实模仿性的,基于社会集群进行交互的网络。从补偿性媒介理论的角度来看,网络使人们在进行文化接纳、思考与反馈的过程中作为"人"的个体的作用受到了充分的重视,发挥出了极大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了网络文化传播的具身化。因此,在考虑网络安全问题时,不能仅仅从技术的角度去考虑软件、信息等狭义的"网络安全",同样应该从"人"入手,整体性地考虑在网络作为媒介进行文化传播的大环境下,作为完整且不可分割的人-机共生系统的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