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系列的“个体化”探索与斗争更确切地说是“去家庭化”的不断尝试。左翼电影和国防电影在建构社会主义革命合法性时,疏离了亲子关系,反封建礼教民俗电影进一步疏离了夫妻关系。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运动和随后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系列“去家庭化”后果浮现,电影人用纪实的方式反思现代社会,呈现“去家庭化”之后的满目疮痍。一批电影人坚信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感,呼吁回归传统家庭,电影由弑父转向从父,认同父亲的秩序,温情地致敬中国人赖以生存的亲情伦理及生命伦理,然而“再家庭化”的努力不足以改变现实的困境,影视开始关注家庭破碎之后重新洗牌组成的“拟家庭”,在观众心中点缀希望。

摘要：二战以来,西方福利国家大体上经历了"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两种家庭公共服务模式。历史发展过程中,两种家庭公共服务模式都表现出了自身的优点和缺陷,并对西方国家家庭公共服务的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在进行家庭公共服务模式选择和制度设计时,一定要注重吸取和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完善我国的家庭公共服务制度设计和模式选择。

摘要：我国在近几年放开生育政策的情况下生育率仍不断下降,这与我国家庭生育支持政策的不足不无关系。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国家普遍面临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提高、生育率低迷的情况。支持女性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家庭生育支持政策成为80年代以来社会政策领域的主要发展内容。政策工具包括经济、服务、时间三类,不同国家对三类工具的使用带来了不同的效果,其背后隐含的是去家庭化或再家庭化的不同导向,而这又进一步受到各国具体国情的影响。本文建立在福利国家类型学研究基础上,选择瑞典、德国、英国、西班牙四个典型国家进行分析。本文结论是女性就业趋势不可避免,生育支持政策有效性的关键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有子女的女性就业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再具体到三种政策工具,应该综合且有侧重点地使用:服务类政策是三类政策的重点,公共资源应向这类政策倾斜,在政策设计上要能够保证女性的全职工作时间;经济类政策在于保障儿童的最低生存需求,应有效“兜底”;时间类政策应延长女性的带薪产假至孩子1岁以上,保护她们的工作权利,使不适合公共机构照顾的婴幼儿能得到家庭照顾。

摘要：进入21世纪后,我国呈现出人口结构恶化、生育率下降、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调等问题,同时我国家庭也面临着家庭变迁、女性就业、育儿经济压力,以及父亲在养育和教育中的角色缺失等问题,使得家庭生育支持难以满足我国育龄人口日益多样化的需求。与经历了从“去家庭化”到“再家庭化”过程的西方国家生育支持政策不同,我国长期实行抑制人口生育的政策,加之城乡二元的社会政策设计,使得我国只有有限的、碎片化的生育支持政策,“去家庭化”的生育支持服务也较为有限。因此,我国生育支持政策的完善不可能简单重复西方国家的老路,应以“去家庭化”生育支持为主来构建我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顶层设计,健全政策执行体系,加强具体政策的综合性与协调性,努力建设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

摘要：家庭政策是社会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西方家庭政策的制度演进历程进行全面梳理发现,西方家庭政策经历了从前福利国家时期的“家庭主义”到福利国家时期的“去家庭化”,再到后福利国家时期的“再家庭化”。家庭在社会政策的视野中经历了“中心—边陲—中心”的演变过程。家庭政策的这一演进过程拥有深层的福利意涵:社会政策应具有家庭视角并将家庭作为重要的福利受惠单位;在福利过程中应关注家庭福利功能的变迁并积极维护;在福利机制上需要在关注现实家庭模式基础上进行福利政策设计;在福利目标上需注重提升和增强家庭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西方家庭政策改革历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演进特点及其福利意涵对新时代中国家庭政策的改革形成了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