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佛教写经以佛典汉译为发轫,依托于佛法东传而发展壮大。写经与佛典汉译一体两面,从佛典汉译角度对写经活动进行考察发现,初期佛教写经群体单一,早期写经依托于统治者,中期依赖于译场信众和笔受,后期官业写经的出现,打开写经的新局面。以佛典汉译的视角观照佛教写经,更能完整地看待写经发展的流变过程。

摘要：对于隋代,这个夹在分裂的南北朝与世界性帝国唐朝之间的朝代,学术界习惯于将其仅仅看作一个过渡时期,甚至与唐代一并处理。文章将重新考察莫高窟隋代洞窟的开凿背景,以进一步准确把握隋代佛教美术动态。隋窟在莫高窟现存洞窟中所占比例高达两成。这些洞窟的营建处于国家振兴佛教的大潮流中,却是基于敦煌民众内在、自发的信仰和经济实力的造像活动。这一点从隋窟内尚无大型经变,小窟偏多,其中一些是对北朝洞窟的改造等情况可以看出。敦煌的隋代造像活动,最终因为与中央的联络中断而陷入停滞,不过其造像活动中体现出的独特创意值得关注。

摘要：佛教写经是依托于佛法东传而产生的一种全社会文化活动.写经人员由初始的单一笔受身份转变为官方组织写经、僧人自写、民众信仰而抄经、拥书自给为职业等多种不同形式并存的庞大写经群体,由此衍生出『写经体』这一书法艺术风格.本文重在考察从初始写经到『写经体』的出现,写经人身份、信仰、书法风格、译经环境等诸多问题的发展流变.

摘要：书法界常用“写经体”称谓以敦煌藏经洞所出文献为主的书法相关内容,但“写经体”从概念等基本问题上仍可进一步辨析。“写经”从语义、内容、格式、字体、风格等方面均呈现出典范性的趋向,是最郑重的一类写本,但其丰富和复杂的细节面貌使得写经并不具备统一为书体的特性。狭义的“写经体”或可概括为以时代正书体抄就、内容以儒释道等各类典籍为主、格式相对固定的书法形式。

摘要：从这些评述中,我们大约可知,“唐人写经”,其书法大致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非名家书写,为经生(专业的抄经者,赵之谦称作“书手”)书写;二是其书法基本风格主要以“二王”和当时的欧(欧阳询)、褚(褚遂良)体为主。但就唐人写经在其书法的演进来看,在海量的写经中,确非一件易事。倒是傅斯年图书馆里“敦煌文献”的数十件“唐人写经”,或可对此作简化观察。

摘要：赵孟頫一生勤于抄经,本文关注于赵孟頫相关的写经、刻经作品材料。第一部分分析其写本和刻本佛经中的书法联系。第二部分结合赵孟頫其他传世作品,发现版刻“赵体”的样貌不仅受其书风影响,还受刊刻效率的要求,出现程式化的表现,此外,赵孟頫书法曾取法于书籍,其为刊刻所书的底稿可能也会受到书籍审美的影响而进行一定的调整。第三部分讨论赵孟頫在书写佛经时书体的选择和佛经的使用场景的关系。最后一部分讨论后世入版“赵体”对赵孟頫书法的继承与变化。

摘要：敦煌藏经洞及新疆吐鲁番发现的数以万计的汉文佛经写本,绝大部分出于四世纪至十一世纪之间的写经人之手。从有题记的写本来看,写经人的身份可以分为僧尼、信众和职业写经生三种。佛教初传时期写经僧人用正书来书写,以显示虔敬之心,他们都受过一定的教育,能够阅读和书写佛经,所写字体有很浓的隶书意味,处于隶楷之间,风格较为稚拙。南北朝时期既有稚拙生涩的写卷,也有具有相当书法功底的写卷和带有行书意味的写卷。隋唐时期僧尼写经书法则出现了较多不同风貌。

摘要：中国佛门善书者众多,在书法艺术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影响深远而巨大。而中国佛教对于书法艺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还有持续长远、参与者众多的历代写经和刻经(包括碑版、摩崖、经幢以及后来的雕版等)活动。作为佛门重要功德、传播佛法的主要手段,广大信众以无限虔敬和认真的态度书写、摹刻经典和释氏文字,留下大量精品。写经和刻经在技艺上经过长期积累,又借鉴'俗书'成就,取得独具特色的艺术成就,不仅对于书法艺术的发展,在诸多文化领域也造成广泛、深刻的影响。

摘要：本文主要考察敦煌吐鲁番文献中与官方有关的佛教写经,分析了南北朝时期北凉、北魏、北周及南朝齐、梁统治者、隋唐宫廷、吐蕃及归义军政权统治敦煌时期官方与佛教写经的关系,指出历史上存在专门抄写佛教经典的官方机构。同时考察了官方写经机构缮写的佛经在格式、书法等方面的特点。

摘要：理论方面仍然突出书史领域的研究。敦煌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郑汝中先生长期致力于古乐器和敦煌书法研究。他新近撰写的《汉字演变与佛教写经、刻经》一文,不仅阐述了汉字书法与佛教写经、刻经的渊源关系,还提出了中国书法史应由'宫廷书法'和'民间书法'两部分组成的鲜明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