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取得积极进展,户籍制度改革向前推进,户口迁移政策、居住证制度、“三挂钩一维护”配套政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都取得较好成效,特别是“十三五”以推进1亿人落户为标志的市民化举措扎实推进,更多的人口落户城镇。与此同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向纵深发展还有较大的空间,特别是面临新形势和新要求,要推动向农业转移人口深度市民化推进,切实实现经济上同工同酬、社会上同人同待遇、政治上同人同权、文化上互融互认,在制度设计中要分阶段设计、分步骤实施,力争到2035年以户籍并入居住证的形式全面取消户籍制度,实现人口自由流动。

摘要：职业技能培训是提升农业转移人口人力资本水平、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与2018年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技术技能培训对农业转移人口的个体收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获得证书的技术技能培训在未来具有更高的收入效应。然而,目前农业转移人口职业技能培训的普及率较低,主要原因在于该群体参与培训的动力不足、渠道缺失和能力缺乏,以及培训提供者的动力不足、提供的培训内容与需求不匹配等。针对上述问题,应分别针对培训需求侧与供给侧采取有效干预措施:完善职业技能培训政策与制度设计,精准传递培训信息、增加相应公共产品服务,构建职业培训合作治理模式。

摘要：中国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出现住房贫困问题的原因,除了供求失衡之外,深层原因是在他们的交换权利集合中,没有包含合意住房的可行商品组合。要使农业转移人口摆脱在城市的住房困境,不能仅依靠增加住房供给的单一思维,而是要从提升他们交换权利的角度,着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深化城乡居民户籍平等、机会均等、身份对等的制度改革,从而赋予农业转移人口更大的住房交换权利。

摘要：构建有效的成本分担机制是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主动型转移人口和被动型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呈现不同的特点,市民化成本分担能力不同,对于市民化有不同的诉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作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主体,不仅有相对应的责任划分,也具有不同的成本分担意愿。成本分担机制的建立应体现农业转移人口内部差别化的特点,针对分担主体的意愿建立起相应的激励机制,有序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问题。

摘要：本文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解析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难题。市民化不仅是生活消费习惯、理念等的市民化,更是相关利益主体利益格局重新分配以及寻找平衡点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顶层设计,还涉及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财税体制以及干部考核评价制度的改革,目标是真正让改革的红利惠及到那些为追求幸福而常年奔波于城乡之间的群体。

摘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困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积累且难以回避的现实矛盾,户籍门槛仅是矛盾表面,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行业发展非均衡和地域发展非均衡形成的长期社会福利分配不均,仅靠削平户籍门槛并不能完全实现利益均等化目标。加速农业转移人口市场化进程,进一步释放市场力量,实现人力要素优化配置和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调整优化户籍制度改革时序设计,让市场本身去寻找和调整“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边界;打破仅以学历筛选为导向的落户政策,让农业转移人口也成为城市生产和价值创造的主力军,是当前决策亟需考量的现实问题。

摘要：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因素既有政府层面顶层设计的有形之手,又有市场层面的无形之手,也有农业转移人口自我心理潜移默化的自选择、自跨越。依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需求及制度供给层面政府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支持力度,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虚化阶段、弱化阶段、强化阶段、深化阶段。相对应地,提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需求与制度供给存在着匹配错位、匹配归位、匹配合位、匹配到位的层进演化机理,最终以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需求与供给侧改革相得益彰的同步推进。

摘要：以多源流理论分析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的制定过程发现:稳定增长的农业转移人口对市民化的物质文化需求与城乡二元壁垒之间的矛盾,通过社会指标、焦点事件、信息反馈形成"问题溪流";政府及其幕僚机构、研究人员、公众分别以国家顶层设计、专业研究报告、切身体验与诉求共同创作出"政策溪流";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公众情绪的累积在十八大后转化为充满动力的"政治溪流";三者在政府换届的"政治之窗"耦合,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变革由此出台。基于多源流理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有序推进,其关键之处在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摘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影响改革发展稳定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实现城镇化的核心问题。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城镇不愿要、农民不愿留、农民不能留的问题。要深入推进这一进程,必须推进制度创新,尤其是农村经济制度、户籍制度、社保制度改革,实行财政平衡、土地平衡、提高流动人口成本支付能力等政策,同时,把好城乡一体、保障权益、尊重意愿、统筹推进四个关口,做好总体规划和制度设计、工作推进和政策落实、社会管理和政府服务工作。

摘要：中国特色城镇化,政府政策安排是关键因素。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城乡二元区隔政策为工具手段,调节着农村农业农民为工业发展提供生产资料供给,由此,城市社会管理系统是排斥农业转移人口的,仅在经济层面接纳,"人的城镇化"被"物的城镇化"取代。新型城镇化时代,必须矫正政策偏差,政策设计要尊重农业转移人口意愿,政策选择要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政策运行要兼顾相关主体利益,充分调动各市民化主体积极性,形成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