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村环境治理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要挑战。近年来,新型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逐渐被应用于农村环境治理领域。但是,农村环境治理具有典型的微利市场特征,且受快速城市化引发的空心化及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多种问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而PPP模式本质上对市场机制和配套制度依赖性高,客观要求存在长期稳定的回报机制。PPP模式是否适用于农村环境治理,客观需要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基于生命周期视角,结合农村环境治理和PPP项目的特征,构建了农村环境治理的PPP模式生命周期成本的分析框架;并选择中国首例农村生活垃圾处理PPP项目,分别测算其生命周期综合成本及其不同情景下变动趋势。研究发现:(1)生命周期成本分析是PPP模式有效性研究的重要方法,适用于PPP项目周期较长的特征,能够避免以短期有效性代替长期有效性、以单一环节有效性代替整体有效性的问题,实现科学、全面的评价,为决策提供可靠支撑。(2)农村环境治理的微利市场特征对PPP模式的生命周期成本有效性影响较大。以全国首个农村生活垃圾处理PPP项目为例,理想状态下政府与社会资本的生命周期成本分别为660元/t和627元/t,社会资本的营利空间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3)农村环境治理PPP项目的生命周期成本变动较大,受项目设计、农村劳动力稀缺程度、快速城市化和农村空心化程度、治理政策和需求变化以及社会资本类型等诸多因素影响。(4)农村环境治理的PPP模式需要因地制宜,结合区域实际和中长期发展规划,从生命周期成本的角度进行科学合理的判断,审慎推进。这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在激励社会资本进入、合理选择社会资本、健全谈判协商机制、完善长效监管机制、推动多元共治等方面深入制度创新,以保障项目稳定及有效运行。

摘要：当前,我国农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实现农村环境的有效治理,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无论学者如何强调PPP模式的意义、如何强调社会公众以及社会组织的作用,研究最后基本都会指向政府责任。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重新强调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特别是将其置于元治理视域下进行论析。元治理即治理的治理,元治理并不排斥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但更加重视和强调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根据元治理理论,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责任可以界定为:农村环境治理成本的承担者和多元治理体系的构建者,PPP模式的设计和监督者,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支持者和农民参与治理的引导者。当前,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责任担当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政府农村环境治理投入不足和治理体系不完善、PPP模式中政府监督责任弱化、对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支持不足以及对农民参与治理的引导不够。元治理视域下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责任的实现,不仅需要政府承担起最主要治理主体责任,而且需要政府积极引领其他主体参与到农村环境治理中来,形成治理合力。具体而言,应以财政投入增加和多元治理体系构建实现政府最主要主体责任,同时,政府应以监督责任强化为重点保障PPP模式实施,以发展能力提升积极支持社会组织参与,以环境意识和制度信任水平提高等引导农民参与。

摘要：农村环境治理既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也是建设美丽宜居乡村的关键步骤。通过何种治理方式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的绩效,不仅是各级地方政府亟待解决的难题,也是当前“三农”问题研究的热点议题。基于个案分析法对桂南B镇考察发现:由于地方财政供给不足、各职能部门分利秩序与环保组.织参与度低等因素的制约,使得PPP模式下的农村环境治理陷入环境政策执行地方化、竞争机制虚拟化、社会组织发展滞后化与基层群众环保参与冷漠化等困境。因此,亟需通过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与政策的底层实践,引入竞争机制与以效付费制度,培育社会组织与提升治理技术,提升环保意识与发动群众参与等措施来破解单中心秩序的“内卷化”困境,使农村环境治理走向多元主体有效参与的合作共治格局。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先后经历被动起步、主动调整、完善强化、全面深入四个演进阶段。贯穿这四个阶段的逻辑主线是:在城乡关系由二元分割向一元融合转变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将农业农村置于优先发展地位,而作为农业农村发展的基本底色,农村环境治理也被不断置于新的战略高位。70年来,农村环境治理取得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些基本经验包括:尊重与重视传统乡村的地位,坚持农村环境顶层设计的思路,秉承渐进式农村环境治理原则。未来农村环境治理,要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大格局中,继续破除阻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壁垒,平衡好经济发展与农村环境保护的关系,并在生态文明理念的引领下,完善与加固好农村环境治理的"顶层设计"与"四梁八柱"。

摘要：引入演化博弈分析框架,设计不同共生情景及结合典型案例探讨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中多方共生需满足的条件。研究发现:PPP模式并非治理利器,而依赖政府的有效治理,特别是政府监管对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的多元主体共生至关重要。其中三方共生需以政府有效监管、降低社会资本守约成本和让村民受益等条件为基础,通过惩罚机制可减少政府和社会资本违约行为,系统将锁定三方共生;在缺乏有效监管情形下三方共生局面恒不成立;村民介入主要取决于其参与的净收益,与政府额外奖赏无关。基于此,提出以有效监管为重点提高政府治理能力,以受益为核心发挥村民主体作用等政策建议。

摘要：农村环境司法担负着为农村环境治理提供最权威保障和最严格保护的使命,对建设农村生态文明、助力乡村振兴、保障民众身心健康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较之于城市,农村环境问题和农村司法有其特殊性,需要司法有针对性地发挥其特质和功用来相应解决。而实践中,司法对农村环境问题关注不够、介入不足,农村环境案件进入司法程序者甚少,所受干扰多,司法取证难、鉴定难、执行难、诉讼成本高……承延和复制城市环境司法模式,未能立足农村司法之特殊环境来处理具体农村环境问题,司法功能在农村环境治理中严重缺位。只有追根溯源,厘清问题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和内外在原因,才能从农村环境司法的制度设计、司法队伍建设、司法行为选择和司法主要参与主体的参与能力等多路径入手,完善农村环境司法的运行机制。

摘要：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要以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共同体培育来解决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缺失的社会问题。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是社会治理的创新形式,期望通过多元协同的主体合作,规范有序的环境营造以及协调均衡的内容创新来解决环境治理问题并提升治理效率。因此,基于社会治理创新主体、内容与环境分析当前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进程具有指导意义。针对当前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培育进程中存在的治理主体碎片化、治理环境不稳定与治理内容滞后的问题,要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培育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与具有自主性的社会参与主体,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转变政府行政范式,重塑农村信任机制,来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进程。

摘要：农村环境治理是农村群众对美丽乡村生活的向往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性要求。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国家顶层设计对于改善农村环境提出新的治理要求。研究基于嵌入性理论视角,归纳和总结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实践过程,发现社会组织通过政治、认知、文化和关系四种嵌入方式参与到农村环境治理情境中,虽然表面上形成了嵌入闭环,但农村环境治理还面临赋能不足、认知偏差、浅层合作和角色错位等困境,导致社会组织与农村环境治理之间留有“缝隙”。为此,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迫切需要从过程导向向结果导向转换,通过完善顶层设计、优化需求匹配、深化乡村文化建设等方式对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环境治理进行路径优化。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经历了环境问题初显下的政策探索与起步期、环境污染凸显下的政策调整与完善期、环境污染加剧下的政策转型与强化期、环境污染恶化下的政策深化与创新期四个典型的发展阶段。贯穿其中的转换逻辑是,农村环境治理的角色定位从边缘到主角,制度设计从单一性到多样化,政策内容从零散化到系统性,政策主体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政策实施从碎片化到整体性,政策措施从粗放到精准。展望未来,我国农村环境治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与挑战。

摘要：近年来农村环境污染不断加剧,但农村环保工作开展却频频遭遇困境。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采取第三方治理模式对农村环境污染进行治理,可有效解决农村环境法律制度缺失、治理主体缺位、资金技术缺乏等问题。通过对农村环境污染引入第三方治理的优势和可行性进行详细分析,设计构建了农村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框架,为解决农村环保问题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