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学认知贫困成因是将提高精准扶贫效率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前提。运用空间自相关、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秦巴连片特困区的陇南市2014—2019年农村贫困时空演化特征进行了解析。结果表明:(1)2014—2019年陇南市农村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但空间分异更加显著。(2)农村贫困化具有很强的空间正相关性,5年间Global Moran's I指数上升了0.091,呈正相关的乡镇增加了30个。(3)平均高程、距县城中心距离和人口密度是陇南市2014年农村贫困的主导因子,2019年平均高程、距县城中心距离对农村贫困的影响作用显著减弱,且人口密度退出主导因子行列。(4)不同区域的贫困主导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东北片区平均高程对农村贫困影响显著,西部中心片区距县城中心距离对农村贫困影响较大。

摘要：本文从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双重角度讨论自然地理环境对贫困的影响,即自然地理环境的贫困效应,利用2000～2006年甘肃省51个扶贫开发重点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显示,经济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能缓解由不利的自然地理环境对贫困造成的负面影响,但是,自然地理环境制约仍然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通过合理的政策设计,充分利用贫困地区现有资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贫困的发生。

摘要：基于2000~2016年国家重点贫困县的数据,从收入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双重视角探讨基本公共服务可获得性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基本公共服务可获得性不仅可以显著提升贫困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还能明显改善贫困地区居民收入分配不利的局面。但在不同贫困群体中,基本公共服务可获得性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差异,资本投入越多、劳动力投入越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贫困地区,其基本公共服务可获得性的减贫增收效应与收入分配改善效应越大。农村扶贫开发应关注使基本公共服务减贫增收效应得以最大限度发挥的制度设计与政策配套。

摘要：西方传统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可以实现劳动力及附载要素在空间上的有效配置,并缓解贫困。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大规模劳动力流动与贫困演进的特征事实与之形成了“典型悖论”:劳动力流动不仅未缩小城乡差距,反而带来农村人口结构的“畸形化”和产业的“空洞化”,农村贫困依然突出。那么,中国劳动力流动对贫困影响究竟如何?其特殊性何在?需要何种顶层设计和政策调整?劳动经济学会理事、中国人口学会理事、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樊士德教授的新著《减贫: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多重效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出版)对此进行了系统探究。

摘要：论文利用全国31个省市2007年—2016年的数据为样本建立了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资源禀赋对不同地区农村贫困的影响。研究表明,资源禀赋与农村贫困呈现正向关系,在全国均出现“资源诅咒”现象;劳动力禀赋在东部地区具有积极地减贫作用;技术禀赋在全国和三大地带均具有减贫作用,制度与资本和技术的交互作用对贫困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研究建议,应该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充分重视技术的作用,大力提升制度质量,利用良好的制度抑制“资源诅咒”现象。

摘要：当前,我国农村反贫困工作业已进入“后脱贫时代”,洞悉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制度的衔接与整合困境,对促进两项制度有效衔接以实现“后脱贫时代”农村贫困长效治理意义重大。在此背景下,借鉴公共政策过程理论,在将两项制度解构为精准识别、精准管理、精准帮扶、精准考核四个维度的基础上,分别从政策制定、政策沟通、政策执行、政策考核层面对两项制度展开政策过程视域下的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识别机制政策设计不同、政策沟通遭遇严重障碍、政策执行环节出现偏差、政策评估体系存在差异是实现两项制度有效衔接的主要困境所在。基于此,分别从政策制定、政策沟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层面入手,提出促进两项制度有效衔接整合的具体路径,以此回应农村贫困长效治理的时代要求。

摘要：相对贫困与收入分配格局、收入差距紧密相关,从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的转换,必然要求中国扶贫治理战略随之转变。中国扶贫治理正迈入逐步建立缓解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新阶段。农村相对贫困群体的教育水平较低,收入构成、负债和金融资产情况存在差别,相对贫困线以下存在不同类型的贫困状态。通过定量考察农村相对贫困人群的区域分布,发现其主要集中在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关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制度方向和缓解相对贫困的机制设计,建议针对性地治理不同类别的相对贫困,以阶梯型、分类化措施持续缓解相对贫困;注重区域公平,以纵向和横向转移支付为重要补充,为西部其他欠发达农村发展提供支持;改善外部发展环境,增强相对贫困人群的内生发展动力;在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更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运用市场化手段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增收机制。

摘要：2002年,农村发展迟滞与城市持续繁荣形成了鲜明对比,如何令农村脱困成为有识之士瞩目的热门话题。从经济学角度讲,经济收益率低下是形成农村贫困的主导性因素。构成经济资源主要内容的资金、技术、人员、土地等要素必须依靠一定的产权制度发挥其作用,因此,产权制度设计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经济资源收益率的高低。在农村现有产权体制下,国家与集体,集体与集体间缺乏明晰的产权划分标准,在实践中,国家征用农村土地动辄动用行政权力,严重扭曲了正常的土地交易关系。

摘要：农村贫困是制约农业经济发展、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减贫制度设计的优劣直接决定着农村贫困状况改善的程度。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性质的演变为线索,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分析了开发式减贫制度的作用机理,指出其在制度设计中强调公共投资,忽视、弱化社会性支出的安排可能是导致近年来农村减贫边际效益递减的最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政府扶贫资金投向角度,提出了农村减贫制度创新的基本分析框架,对公共投资和社会性支出的历史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制度分析和经验分析的结果表明,在扶贫资金中不断提高教育和各项社会性支出水平,对于下一阶段农村减贫效果显著。这一结论对于重新审视中国减贫战略,实施有利于贫困人口的制度创新,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政策含义。

摘要：贫困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收入问题,而是涉及健康、教育、社会资本、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社会公正、参与权利、性别平等、个人尊严等多种复杂因素的社会问题。社会发展理论以实现更加公正的发展作为自己的核心目标,它也为全面而深入地认识贫困问题、设计更为有效的扶贫战略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分析和梳理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为解决农村贫困而制定和实施的救济式、开发式和攻坚式农村扶贫政策,反思过去农村扶贫政策的得与失,从而设计和实施新世纪有效的扶贫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