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业师范景中先生十分推重晚明杭州地区所刊刻的版画。他的这一学术观点,在2005年发表的1一文中,便有所体现,后来在为《新辑中国古版画丛刊》2写序时,又作了扩展。他常常提醒我们注意杭州诸坊版画中的精品,如《湖山胜概》等书,认为种类虽不甚多,艺术成就较之徽州、南京所刊白眉,往往不遑多让,甚至有所超越。

摘要：碑刻书法是书丹与刊刻结合而成的艺术。刊刻有完全忠实于书丹原迹者；有在书丹原迹基础上加以发挥或改造者．也有力不从心，刀法拙劣或不循笔致，随意刻画者。宋代米芾晚年富收藏。

摘要：收藏于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Museen der Stadt Koln fur Ostasiatische Kunst]的一套彩色套印本《西厢记》版画，是明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由湖州刻书家闵齐仅主持刊印的，

摘要：《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影印其沧《三社记》,论者皆以为是明末刻本。据洪九畴《三社记题辞》,上卷、下卷首署"湖上李笠翁评定",可以考定,此剧作于明末,非明末刻本,而是清刻本。剧中男主角孙湛实有其人,剧本所写孙湛与妓周文娟交往经历,与庄持节《周姬传》基本相同。西泠雅集、秣陵诗社等,其来源也有迹可循。

摘要：元代曲籍刊刻起步较晚,发展缓慢,直到至正年间才较为活跃。刻曲重镇以杭州居首,大都次之。从事刻曲的群体中,书商与下层文人为数最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曲籍刊刻的特征。由于读曲习惯尚未养成,阅读市场难以形成,曲籍的受众以艺人、戏迷、曲师和书会才人等下层百姓为主,书商往往选择低成本、低质量与低书价的经营策略,导致刊本大多粗制滥造,既不适合案头阅读,也缺乏收藏价值。只有曲籍阅读市场形成并不断拓展,文士阶层也重新崛起,坊刻与家刻才能齐头并进,迎来曲籍刊刻的黄金时代。

摘要：圣谕乃帝王为训诫民众、臣子所颁布的诏令、训诫，明清历史上有三例圣谕在后世社会教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分别是明太祖朱元璋《圣谕六言》、康熙《圣谕十六条》及雍正《圣谕广训》。这三例圣谕系国家制度层面在推行社会教化中的顶层设计，因此本文内容论述所言圣谕仅指以《圣谕六言》《圣谕十六条》及《圣谕广训》为代表的圣谕内容。

摘要：明末清初杭州的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出现了新的特征:在数量上,刊刻趋于衰落,但创作出现繁荣;在质量上,创作与刊刻都注重走精品路线:书坊主注重插图精美,刊刻精准,态度严谨,评点认真、精细。小说作家注重对地域特色的自觉追求,注重对小说艺术的探索与创新;书坊主与小说家的关系密切。

摘要：明代,包括南京、苏州、杭州、常熟在内的江浙地区是全国性的刻书中心。这一地区的书坊完成了当时大部分戏曲作品的刊刻。江浙地区戏曲刊刻出版活动能在明政府戏剧管制政策下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是由于社会受众对戏曲艺术的大量需求激发了书商的出版热情。而明代中后期戏剧管制政策的逐渐废弛,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摘要：潘祖荫（1830—1890）字东镛，号伯寅，较早步入翰林，一生高官厚禄，有搜罗古籍文献、金石文字之好，是晚清金石家与藏书家。陈介祺（1813—1884）与潘祖荫因父辈同官中枢而为世交，不惑之年返归山东潍县后，专心金石研究，是晚清鉴别最精、传拓最佳、多有创见的金石学家。二人同好金石，因而函札往来，颇多交流，

摘要：北朝书法突出体现在碑石文化上，因“铭石纪功”的特殊功用性而直接硪袭了汉魏旧体的刻写风貌，在审美上不可避免地受到南朝新体时风的影响，逐步形成了将两者改造融合的新面貌。在融合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表现为对两种书风的取舍与再现，这和南朝碑刻的发展呈现出相似的一致性。前者表现为古拙方厚，凸显了刊刻刀法上宽厚的创造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