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全面推进法治现代化”为指引,近些年来我国刑事司法与人工智能结合,并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就。随着区块链技术的飞速发展,区块链智能合约凭借其“安全性、匿名性”等优势在诸多领域被广泛应用,因此,本文在研究区块链技术的基础理论、优势及发展等现状,结合刑事司法实践目前存在的问题,探究其在智慧司法可能发挥的作用,重点从技术优势、司法现状、平台设计、系统组建和管理等方面促进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与信息数据系统融合,提出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助力智慧刑事司法创新的路径。

摘要：迄今为止的刑事司法人工智能研究,并未系统讨论机器裁判的准确性究竟所指何意,以及如何合理地应用结果。专家希望机器作出的裁判结果和人类法官相一致,实际上有裁判集体经验、法律规范和特殊个案三重不同的要求。这在技术层面表现为机器“测不测得准”的问题,涵盖从场景到数据,再到模型的开发流程,并有一套衡量模型性能的方法。人工智能的原理决定了机器模型还原的是法官集体经验的历史均值,可以通过模型结构的改造向法律规范的要求靠拢,但是机器很难兼顾特殊个案的公正需要。分析结论意味着技术路径上应进一步加强机器拟合集体经验的能力,并在模型开发中注重结合法律规范的要求;制度设计上可在刑事类案质量评查工作中考虑合理地应用机器裁判的结果,一方面给予办理个案的司法者历史均值的参考,但不强制其遵照,另一方面要允许司法者偏离历史均值裁判并要求其在偏离均值时承担更重的说理义务。

摘要：专项治理已成为公安司法机关应对刑事司法领域紧迫问题的常用机制,一些重大的刑事司法改革也常带有鲜明的专项治理特征。这与专项治理不断增强的手段合法性、公安司法机关的社会治理功能、结果导向的刑事司法理念、我国的政法传统等密切相关。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框架下,刑事司法领域专项治理的开展面临着诸多限制,但专门机关依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于专项治理的偏好。从组织合法性的角度看,专项治理的发起可以理解为相关主体在面对常规刑事司法积累的突出问题时对利益相关者群体评价压力的一种能动回应,而对压力类型的不同偏好决定了各参与主体的不同行动逻辑。只有在理念、制度、机制等方面做好衔接设计,才可能突破专项治理的常态化悖论,形成专项治理与常规治理有机协同的长效治理模式。

摘要：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法治话语演进,体现了我国民族事务法治建设由宏观构建至微观聚焦的转型,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已成为我国当前民族事务法治建设的核心任务,而刑事司法是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重难点领域。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民族因素在刑事案件定罪量刑中的功能亟待教义学的条分缕析。由于社会文化发展相对落后、顶层设计要求不断提高与理论研究供给不足等原因,涉民族因素刑事案件的特殊性应得到承认。通过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厘清、涉民族因素刑事案件范围的厘定以及对民族习惯的刑法体系地位的明确,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刑事司法困境可得缓解。

摘要：又是一年春好处,奋进逐梦正当时。伴随着新时代的春风,2022年全国两会落下帷幕。这是一次在特殊年份召开的全国两会。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如何走好新的“赶考路”,举世瞩目。全新的历史方位,透射出这次会议意义非同寻常。这是一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两会。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丝毫未能阻挡代表委员参政议政的热情。“Xnews、5G传输、全链条、异地同框”等黑科技一齐亮相,让记者和代表委员从“屏对屏”变成真正的“零距离”。无论是“部长通道”“代表通道”“委员通道”,还是审议讨论现场、“2022·代表/委员对政府工作留言”平台,处处可见思想碰撞的火花、智慧交融的旋律,民主与民生紧密相连,“百姓盼的”与“党和政府干的”同频共振,凸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成色与特色。截至3月8日12时,两会共收到代表委员提出的议案487件、提案5979件,对各方面工作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约8000件。一件件议案和提案,一次次审议和讨论,传递着最广大人民的心声,汇聚着民意民智民力,同时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生动注解。从这个意义上讲,2022年的全国两会,势必会成为新的里程碑。法治中国“一规划两纲要”的格局已经形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顶层设计全部落地,“全过程人民民主”已经写人法律,进一步落实到国家制度里。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未来的“中国之治”必将成色更足、优势更加彰显,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摘要：近年来,部分经济发达国家在刑事司法最前端的犯罪登记过程中更加关注受害人这一主体,并提升对受害人的保护水平。借鉴吸收以受害人为核心的相关制度设计,有助于我们减少民众受害现象的发生,更有效地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实现司法为民。

摘要：刑事司法中存在国家、被害人、犯罪人三方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报应性司法认为,犯罪是对国家秩序的破坏,被害人不具有独立的利益,主张在保障犯罪人利益基础上通过对犯罪人责任的追究实现对国家、被害人利益的保护,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对被害人利益保护不足的缺陷。恢复性司法是对报应性司法对被害人利益保护不足的矫正,该制度注重被害人与犯罪人双方利益的保护。我国恢复性司法具体制度中,有些制度存在忽视国家利益、偏重受害人和犯罪人利益保护的情况。刑事司法应该在国家利益、被害人利益和犯罪人利益保护中寻求平衡,不能忽视任何一方利益的存在。

摘要：警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域是法律竞合所产生的一种制度边界区域。一方面,它具备灵活性,有利于防止潜在风险演化为现实危险,但另一方面,由于它赋予警察机关过大的自由裁量权而诱使执法人员频频"越界",对公民权造成侵害。从现有"越界"风险解决方案来看,"侦查艺术论"消解了侦查行为固有的实践秉性,而循环控制观则易导致立法"过量",因此皆非合理方案。宪法是权利保障法,如果从合宪性控制出发来规范该衔接域,不仅能让宪法的规范功能触及制度边界以维护宪法权威,同时有利于克减立法成本。由此,通过程序性与原则性两个层面对警察执法"越界"风险加以合宪性控制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我国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不畅问题由来已久,其成因主要包括:立法缺失、执法人员缺乏衔接意识、监督机制弱化、程序缺陷明显以及缺乏高效的信息共享机制。美、英、法三国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从顶层设计、组织体系、整合侦查与监督资源、压缩自由裁量权、数据共享、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等方面给予我们诸多启示。为了理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我们应当排除衔接的法律障碍、增强执法人员的衔接意识、优化监督机制和配套措施、完善衔接程序和证据转化机制、建立和完善全国一体化的信息共享机制。

摘要：本文以西欧制度为参照系,采用功能主义分析方法,综合律例和刑案,对清代命盗重案中调查和判定事实的相关程序规则及其实践进行功能分析,阐释其制度安排与功能实现的对应关系,说明相关制度的功能缺陷或特点,并力图揭示其制度设计深层的结构性机理。本文认为,清代相关程序制度在确定管辖、证明标准及纠错等方面功能显著,而在限制公权力方面明显薄弱。同时,当时制度旨在通过疏防查参、扣限审结和错案追究等机制,由政府系统内部的实体性管控,实现督促勤政功能,并以此作为限制权力滥用的替代性手段。这种功能安排和制度设计与政治结构密切相关,是当时高度集权的政府机制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