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被告人质证权的保障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凸显对被告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尊重。当今西方国家普遍确立了被告人质证权并把它作为保障审判公正的重要权利。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告人的质证权已经被确定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我国,被告人质证权需要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和程序保障方能得以实现。

摘要：在世界范围内,刑事司法活动中能否有效地保障被告人的人权,是衡量一个国家的诉讼是否文明、科学、民主的主要标志之一。从控辩平衡的内涵及其理论基础可知,控辩平等是刑事诉讼机制的本质要求,也是刑事诉讼活动中保障被告人人权的根本要求,但从我国刑事被告人人权保障的现状可以看出,控辩失衡仍然是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基本特征,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并通过诉讼制度的重新设计来矫正控辩失衡的现状,从而达到保障刑事被告人人权的目的。

摘要：在审判实践中，外地犯罪未成年人在司法保护方面比较本地犯罪未成年人存在一定差距，包括羁押救济不平等、庭审法定代理人缺位、辩护救济力度不够、实体处罚“同城不同判”、判后帮教不到位等诸多问题。鉴于这种情况，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起在全省率先推行了旨在解决外地未成年被告人实体救济与程序救济问题的“公益代理人”制度与“同城待遇”制度，并取得了初步成果。从全面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出发，我们认为国家有必要构建程序与实体并重的外地未成年被告人司法保障体系，在宏观制度与操作细节方面予以精心设计，使之配套协调。首先，应当构建羁押救济保障机制，以使得外地未成年被告人在相同情形下有获得取保候审、防止超期羁押的权利。其次，有必要推广公益代理人制度，并发挥公益代理人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促进作用。第三，应当扩大指定辩护人适用范围。对开庭时已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一律为其指定辩护人，并将指定辩护前延至侦查阶段。最后，要创造帮教条件平等适用缓刑，确保同罪同罚。同时，加大外地少年犯跟踪帮教力度，充分调动社会资源，设立以法院为中枢机关，集民政部门、社区街道、司法机关及社会志愿人员于一体的帮教协作联合机制，对外地未成年犯提供物质、心理以及判后安置等全方位的帮助。

摘要：刑事司法,作为一项社会控制工程,其目的是保障特定的社会利益。由于利益价值需要产生目标体系并最终决定行为方式,社会的利益要求即价值取向不同,其保护手段——刑事司法制度的模式也就不同。因此,分析特定的利益关系,把握驱动刑事司法制度运行并决定其运行方式的利益机制,就能由枯燥的程序规范与技术性措施中感触到丰富的社会政治文化内涵,透视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实质,并从根本上把握刑事司法制度的设计与操作思想,从而高层次地考虑我国诉讼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摘要：刑事诉讼结构设计的基本原则有两条:一是控、辩双方均衡对抗,不仅包括法庭上控、辩双方在享有平等的诉讼地位和均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为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辩驳,也包括法庭外控、辩双方在侦查、起诉阶段为收集证据而进行的平等抗衡。比如辩护律师在侦查、起诉阶段从事的会见被告、收集证据等活动就是这种庭外抗衡的明显标志,二是法官均衡裁判,即法官在不偏不倚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以一个仲裁人的身份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作出最后决定。这样。

摘要：被告人最后陈述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有机组成,大致存在三种制度模式及相应立法体例,但现有制度设计普遍不尽完善并缺乏价值原理上的共识。为此,应当将被告人最后陈述制度放置于整个刑事诉讼的宏观视野加以考察并与刑事诉讼的各项基本原理相联系,其中,被告人最后陈述的权利、规则及程序是其制度构造的核心要素。这一制度应当为我国的立法、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所重视。

摘要：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制度设计存在一定的缺陷及不合理之处．相关规定和司法解释也存有矛盾和漏洞。造成审理此类案件的疑难和困惑．如附带民事部分中存在共同侵权行为．即共同致害人的行为的责任认定及赔偿责任如何承担的问题，共同犯罪人又是共同侵权人不在案（如在逃）未起诉为刑事被告人如何处理的问题，精神损害赔偿等问题，均属审判中较难解决的实际问题，各地法院在处理类似问题的方法上也不统一，

摘要：暂缓起诉是检察机关根据法律的规定，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刑事被告人决定附条件缓予起诉的决定，犯罪嫌疑人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了法定的义务后，作出终止诉讼决定的起诉裁量制度。暂缓起诉的实质是附条件不起诉。暂缓起诉问题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关于免予起诉制度存废之争中，即被人们所关注。当然，今天的讨论，不论是背景还是目的，和当初的情况已大为不同。笔者认为，现在探讨暂缓起诉的有关问题，是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之下进行的一种探索，这种探索的结果对于刑事诉讼的公正、效率及对相关权益的保护，均具有不同以往的意义。如果对暂缓起诉制度有关问题认识到位，使一些关键的问题得到妥善处理，那么，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设计较完备的暂缓起诉制度，其积极意义是应当肯定的。

摘要：先行的'刑事速裁程序'从顶层设计的角度而言,'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部署,是由2014年10月召开的执政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作出的,这被视为发动这场司改实验的最明确、最强劲的决策信号。其后,最高法、最高检等部门陆续推出的一系列司改路线图中,'认罪认罚从宽'已赫然成为重点议题。而在司法实践层面,'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探索早已端倪可见。最早可以追溯至2003年。

摘要：有一句话很经典：你可以保证自己一辈子不成为刑事被告人，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一生不成为刑事被害人。河南农民艾绪强，为了报复社会，在繁华的北京王府井大街上，劫杀出租车司机，并驾驶抢来的出租车在人行道上横冲直撞，一手制造了“王府井连撞9人造成3死6伤”的刑事案件。2006年5月3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艾绪强死刑，并赔偿7名受害人及家属经济损失100余万元。艾绪强当庭表示：只求一死，但没钱赔给受害人，希望国家能够出钱帮自己赔偿。统计数字显示：在我国，近八成的刑事赔偿都难以兑现，多数受害人家庭为此陷入了人财两空的艰难境地。在犯罪嫌疑人权益保障立法已经日趋完善的今天，受害人权益保护却停留在空白的状态，是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尴尬。构建中国的受害人国家补偿机制，加强对受害人的权利保障，需要学术界和司法界的共同努力，也是司法改革的具体目标。本刊这组报道，为读者呈现了一些受害家庭在遭遇了刑事侵害后的生活窘境，以及青岛中院在解决刑案受害者经济补偿方面所做的尝试，力图呼吁社会在对这批弱势群体关心的同时，更加关注“国家补偿制度”的程序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