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刑事裁判文书一直存在过度概括简略、说理释法不足的痼疾。刑事裁判文书使用的语言是模糊性和明确性的统一,模糊修辞可分为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都具有说理释法的价值功能;司法实践中有必要对其说理功能进行限定,注重模糊修辞使用的补充性和经济性。在运用模糊修辞进行刑事裁判文书说理时,要依据法理、合乎情理、遵循文理,从而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摘要："理由是裁判的灵魂"。司法实践中,不少刑事判决往往是语焉不详,浅尝辄止,办案法官套用着固定的公文格式:如对公诉人的量刑建议,不经推理就断言"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量刑辩护,直接地以"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打发了事;对被害人的量刑意见,则基本没有涉及。有的刑事裁判文书仅仅一句"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表面看似颇有针对性,实则无的放矢。有关部门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和"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相继发布。然而现实效果并不如预期。实际上,刑事裁判文书中的量刑不只是"说理"这么简单,还包括逻辑、修辞等方方面面,可谓是一门司法艺术。

摘要：确立刑事裁判文书量刑说理制度,通过记录量刑过程,展示程序公正,可以让法官自由裁量权受合法性原则的约束;通过论证量刑理由,彰显裁判理性,可以让法官自由裁量权受合理性原则的约束;通过公之于众,展示透明理念,可以让法官自由裁量权受公众的有效监督,进而增强公众对量刑结果的信仰与服从。构建我国的刑事裁判文书量刑说理制度,首先应在制度设计上引入量刑答辩程序,以支撑裁判文书详尽展示量刑的全过程,其次应对现行刑事裁判文书的写作格局进行调整,以便充分论证量刑理由,最后应以立法的形式加大裁判文书的公开力度和公开范围,以将裁判文书量刑说理的价值落到实处。

摘要：裁判文书是案件处理结果的最终载体,裁判文书上网公开,不仅是实现程序正义的需要,更是实现实体正义的需要。在刑事司法领域,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应当履行的新义务。在美国、英国、欧盟国家及我国的台湾地区,刑事裁判文书上网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其中也不乏许多共同之处,其注重文书上网的制度设计,上网的时效性较高;注重上网平台的建设,构建多种类型的数据库,提供多样的检索机制;注重保护个人隐私等。当前,我国刑事裁判文书上网的做法尚不成熟,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尚未建成专门的文书数据库,检索机制缺乏实用性,刑事裁判文书上网与否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程序性制裁。我国可以吸收域外经验中的合理要素,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统一的文书公开平台和检索机制,便于社会公众获取,优化我国刑事裁判文书上网的整个流程。从而使文书上网成为监督审判的有效途径。

摘要：刑事裁判文书公开经历了从不公开到有限公开再到当前的全面实名网络公开三个阶段,成为近期司法改革的重点和标志。犯罪人的身份信息兼具公共属性和私权性质,而当前司法改革未能准确把握其法律性质和法律评价,在制度设计时,忽视了对犯罪人隐私权的保护,混淆了规范性评价和非规范性评价各自的特征和功能,使刑事裁判文书公开的正当性出现了欠缺,不仅削弱了刑事裁判文书公开应有的促进司法完善的效果,而且成为未来的中国犯罪记录制度建构的重大阻碍,成为刑事法治完善进程中的不和谐因素。尽快对当前刑事裁判文书网络化公开的改革举措进行调整,在公布的刑事裁判文书中隐匿犯罪人的姓名,并以此为契机,推动中国犯罪记录制度的建构,是未来司法改革完善的重要工作。

摘要：刑事裁判文书通过量刑说理，充分展示量刑过程与量刑理由，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受合法性与合理性原则的约束，从而有效规制和监督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促进量刑的公平、公正。加强刑事裁判文书量刑说理，既应在制度设计上引入量刑答辩程序，以支撑裁判文书详尽展示量刑的全过程，也应对现行刑事裁判文书的写作格局进行调整，以便充分论证量刑理由。

摘要：一、引言:裁判文书说理的历史性考量西方国家从16世纪起到18世纪逐步确立了裁判文书要说明理由的做法,如意大利宪法就有此规定,判决必须说明理由现在已经成为一项普遍的原则了.①我国早在殷周时代就出现了判词,但文字简洁,说理性不强.汉代判词注重在实践中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唐宋时期是古代判词的发展阶段,唐代判词力求文辞简炼,表达准确,说理充分.宋代判词十分重视事实、情理的分析,并在判词中具引法律条文,引律为判.明清是我国古代判词的成熟阶段,在明清判词要求叙事清楚,说理充分,文理通顺,语言平实,判词的事实、判决理由、根据及裁判结果成为判词内容有机联系的整体.②可见说理部分是中国古代判词的灵魂,是衡量判词质量的重要标准.新中国成立前,陕甘宁边区等革命根据地的法院判决文书采用民国时期从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引进的'主文--事实--理由'的三段论结构,重视判决理由的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制定了包括民事、刑事裁判文书在内的,正文部分仍采用'主文--事实--理由'的结构,当时事实、证据、理由写得比较具体、详细.经过1952年至1953年的司法改革运动和后来学习苏联司法工作经验,判决书正文逐步演变为现在的'事实--理由--主文'的三段论式,但内容趋向简单化.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到十年文化大革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许多审判原则和制度遭受批判,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开庭审理走过场,判决文书说理不受重视.最高法院1992年6月下发,虽然解决了法院诉讼文书规范化、统一化的问题,但是对增强裁判文书说理功能没有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我国现在的裁判文书说理不强主要表现在:第一,判决书没有充分反映当事人双方的主张和理由;第二,没有对当事人重要的权利主张和事实主张作出附有充分理由的认定,往往只是对肯定的主张附有肯定的理由,否定其主张的,却没有充分说理;第三,对于重要的程序权利主张的否定也没有充分的说理;第四,推理和适用法律时也没有充分的说理.③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已认识到了判决说明理由的重要性,并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但实践中效果并不明显,虽然公布的裁判文书不乏上乘之作,但总体上看并无大的改观.原因是多方面的,提高法官素质(道德水准、法律思维、推理技能等)固然重要,但社会环境、制度设计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