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互联网经济时代,直播电商是一种具有巨大经济效益的商业活动。部分主播为了促成线上,交易获取经济利益,而采取虚假宣传的方法,通过故意夸大或虚构商品质量、性能等信息,使用户对商品产生认识错误的。直播电商虚假宣传会产生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严重危害后果。当前对直播电商虚假宣传进行规制的主要为行政法,然而行政法并不能有效遏制虚假宣传行为的增长。因此,将直播电商纳入刑法规制的领域,以刑事手段来规制虚假宣传行为,具备必要性且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对虚假宣传进行规制,必须建立在对直播电商不同商业模式作出合理区分。在不同商业模式的基础上,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分别以虚假广告罪或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规制直播电商虚假宣传行为。

摘要：21世纪以来,生物安全问题已成为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严密刑事法网,回应社会需求,《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是否取得医生执业资格或者是否以医疗、科研为目的,均不影响本罪的构成。但是,作为对热点的回应性立法,本罪的形成没有经过充分酿,条文设计也比较粗糙。

摘要：儿童性引诱行为是行为人用来促进与被害儿童进行性接触的欺骗性过程.作为一种间接危害行为,儿童性引诱行为没有直接造成性侵害结果,但与拟预防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密切的事实联系和充足的规范性联系,通过刑法对其进行规制具有正当根据.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与刑法前瞻性预防观念,儿童性引诱行为的犯罪化应以儿童的性自主权为保护客体,在罪状设计上列举邀约单独会面、展示色情内容、不适当的身体接触以及其他用来促进与儿童进行性接触的行为等行为方式,将行为对象规定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在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具有故意以及实施性侵害犯罪的目的,并以短期有期徒刑和拘役刑作为法定刑.

摘要：数字时代的搜索引擎竞价排名呈现出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具有刑法规制的必要。但刑法也不应规制所有竞价排名,只能在关涉公民人身安全的恶意竞价排名领域发挥作用。对于恶意竞价排名的刑法规制,需要以其广告服务与信息检索服务的法律性质为前提,以共犯路径与正犯路径为核心。对于恶意竞价排名的共犯路径,可根据行为的法益侵害性不同,分别以虚假广告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和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来论处。

摘要：算法歧视侵害刑法保护的法益,对传统刑法体系造成挑战。算法歧视分为初始算法歧视、记忆算法歧视和神经算法歧视三种基本类型。程序设计、数据测试和算法自我学习中的缺陷,均可能导致歧视。神经算法虽然包含着深度学习功能,但是算法本身及其所依附的人工智能系统无法成为刑事责任主体,算法刑事主体化面临着困境。人们的决策权向算法转移,进而导致代码编写、标准制定的人具有一定的决定权,算法歧视刑法规制的重点应是算法技术背后的人。刑法有其自身的功能和价值。目前刑法应对算法歧视呈现出“过度未来化”和“空想化的特征”。我们只有坚持以技术作为治理手段,科学适用刑法中现有罪名,以刑法为引领构建算法刑事合规制度,强化刑事司法对算法歧视的审查,预防算法歧视对刑事审判的破坏,才能使算法沿着法治的轨道健康发展。

摘要：对诉讼欺诈行为的法律界定和法律应对取决于所处的价值立场。诉讼欺诈受害人的视角,强调对权利的保护;法院的视角,则强调在程序法治主义制度框架内,有效维护司法的公正和权威。由于我国现行刑法缺少诉讼欺诈的指导观念,在现行法律架构内实现对诉讼欺诈的规制,在合法性和实效性上都相当有限。当务之急是修改刑法,增设"诉讼欺诈罪"。

摘要：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必须达到情节严重才能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相同的商标是指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完全相同的商标或者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使用是指将注册商标或者假冒的注册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产品说明书、商品交易文书、或者将注册商标或者假冒的注册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等行为。注册服务商标也应纳入刑法的保护范围。

摘要：黑客一词最早源自英文“hacker”，原指精通于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水平高超的电脑专家，尤其是程序设计人员。但今天，该词已被用于泛指那些专门利用系统安全漏洞对网络进行攻击破坏、窃取资料或制造恶作剧的人。因此，他们又被称为“骇客”（cracker）。在网络上黑客几乎无处不在，其中，有些黑客的行为已构成犯罪。我国刑事立法对黑客犯罪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是，

摘要：虚假诉讼在当前的蔓延发展已经对正常的司法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损害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虽对某些虚假诉讼行为设置了法律责任,但仍未有效遏制虚假诉讼的发展。司法实务界和理论界对虚假诉讼入罪的呼声愈发高涨。目前《刑法修正案(九)》已将虚假诉讼纳入立法中。本文在刑法谦抑性视角下,通过厘清和分析虚假诉讼的概念、入罪的学说,兼析《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五条,对虚假诉讼的刑法规制提出具体的制度设计,以期为立法修改、具体司法解释提供参考。

摘要：近年来,我国非法集资事件频发,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巨大问题。具体犯罪认定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公众"的界定,集资诈骗罪中如何推定行为人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都值得探讨。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用于合法经营行为的犯罪处理应谨慎判断。民间金融逐步合法化是时代潮流,民间借贷融资不规范,合法借贷与非法集资界限不清,使得非法集资的认定泛化,阻碍了民间借贷融资的发展。在未来融资体制设计中,应建立健全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拓展多种投资渠道,合理调整民间融资政策,并培育良好的法制环境、经济金融环境和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