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当前减刑适用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找准"病根",才能有效加以解决,仅仅通过提供适用减刑的实体法"门槛",可能带来更多具体问题。任何改革都要兼顾与现有制度的协调,在实体法层面无法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时,应更多地在程序设计上探寻因应之道,包括控制执行机关提出减刑的环节、完善法院的审理环节、加强检察机关的监督力度。

摘要：缘起于美国的刑事认罪协商制度不仅具有程序性利益,更具有实体法上的价值,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重要的司法制度设计。文章认为认罪协商程序下的刑罚限度与刑罚目的理论关系紧密,二者具有诸多的契合性,我国构建刑事认罪协商制度应当以适当的刑罚目的论作为有效地理论支撑。

摘要：刑罚目的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刑罚、司法机关适用刑罚、行刑机关执行刑罚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它决定着刑罚制度的价值取向,也影响着国家刑罚制度的具体设计。作为一项刑罚执行制度,假释制度的设计与存在当然也受到刑罚目的的制约与影响。现代刑法理论已经相当广泛地把刑罚目的理论作为证明刑事司法制度合理性的基础。在关于刑罚目的的各种学说中,刑罚目的综合理论是合理的。正义性是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基本属性,假释制度反映了刑罚的报应目的,蕴含着对刑罚正义的要求,完全具有正义性的根据。假释确切地表征了刑罚的特殊预防目的,是实现特殊预防的重要手段之一。假释的适用既要受到一般预防目的的制约,也有利于刑罚一般预防目的的实现。

摘要：终身监禁作为一项刑罚制度,它的存在及具体的制度设计需与刑罚目的相一致。刑罚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是刑罚目的理论主要两大对立观点,刑罚报应主义强调刑罚的相当性,认为罪犯该当与其道德可责性相一致的惩罚。刑罚功利主义则认为刑罚目的在于实现好的结果,即预防犯罪损害的发生。然二者之间的对立并非不可调和,近现代刑罚目的理论既将报应主义作为基本原则,又主张对犯罪与刑罚予以功利主义的考量。就终身监禁制度而言,它既可满足刑罚报应主义对惩罚的需要,又可通过对罪犯犯罪能力的剥夺起到良好的威慑和特殊预防效果,具有实现刑罚目的之可能。但基于终身监禁的残酷性,应仅将其作为刑罚的最后必要手段,在具体适用上仍需个案探讨。

摘要：美国刑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除了对被害人有利,还可以实现刑罚的报应、威慑和矫正目的。构建中国刑法的损害赔偿制度,应适当吸收恢复性司法理念,在补偿被害人的基础上,将特殊预防中的改造罪犯作为损害赔偿的主要目的,同时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兼顾刑罚的报应和一般预防目的。

摘要：刑罚的目的在于报应和预防,自首作为一种重要的刑罚裁量制度,其理念的建构和制度的设计毫无疑问要围绕刑罚的目的展开。特殊预防是自首制度的基础观念。自首制度通过"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表征犯罪人的特殊预防性,司法解释对"自动投案"解释过宽,有突破基本观念的冲动,应慎之,对"如实供述"解释恰当,对于实践中的"异化"现象,应避之。

摘要：人工智能犯罪课题是近年来的学界热点之一,占多数的肯定论者在承认强人工智能刑事主体资格的前提下对其犯罪情况、犯罪治理展开研究。但纵观已有的学术观点,无论持何种立场,大多是从想象出发进行分析而避开了技术原理的论证。强人工智能刑事主体资格是否存在,取决于其是否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人工智能自身具备完全意义上的独立思维,二是在现代法治体系下存在刑事处罚可能性。但是在可见的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都只是计算能力的提高,人工智能的独立思维只是一种假象。算力提高无法使机器具有独立思维能力,其决策仍然离不开设计者、使用者的意愿。结合计算机技术原理,从犯罪学、刑法教义学和刑法目的论等多重视角出发,可对强人工智能犯罪以及其刑事主体资格进行证否。

摘要：当前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人类辅助工具,不具有法律上的人格属性。虽然人工智能的目标在于使机器像人一样思考并获得独立自主学习的能力,但其行为不论是依照预先设定的程序运行还是脱离程序设计的自主运行,欠缺法规范遵从能力的意志性,即使客观上造成法益侵害后果,同样不具有刑法上的可归责性。意志自由是认定刑事主体地位的关键要素,包括认识要素与意志要素,人工智能与法人虽然都不具有人类肉体与意识的生理构造,但法人特殊的运作机理符合刑事主体地位认定的实质要求,当前人工智能并不具备。通过检视刑罚目的实现与否,以从反面论证当前对人工智能没有必要作为刑事主体认定。

摘要：《刑法》第37条关于定罪免刑的规定是一个具有丰富价值内涵的制度设计。加强对该条中定罪免刑制度的研究,对于彰显刑法谦抑、实现刑罚目的、畅通刑罚机制以及创新社会管理都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

摘要：当前,以死刑案件为突出代表的酌定量刑情节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泛化现象,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这种泛化主要表现为量刑情节的事实和证据宽泛,量刑事实与犯罪事实关系松散,量刑目的与刑罚的目的产生冲突。就我国司法而言,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仍应遵循法定性原则,符合酌定量刑情节构成要件要求;酌定量刑事实还应符合刑罚的目的要件,酌定量刑情节与犯罪事实应当存在直接的影响关系;法官收集酌定量刑情节证据行为不得背离其中立地位。规治酌定量刑情节泛化现象必须从程序正义的角度设计酌定量刑情节适用的程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