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当程序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行为严重践踏了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价值理念,而侦查讯问制度设计上的失衡和缺位是导致刑讯逼供屡禁不绝的现实原因,应从建立侦押分离制度、赋予律师在场权、实施同步录音、录像措施等三个方面重构我国侦查讯问制度,以期达到遏制刑讯逼供的目的。

摘要：我国1979年至2011年有关遏制刑讯逼供的规范性条款虽然数量不少,但大多不具可操作性,只表明立法者的一种姿态,其后果是未能有效遏制刑讯逼供行为。2012年我国最高立法机关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讯问的时间地点、讯问时录音录像等制度都有明确规定,同时对遏制刑讯逼供的法律机制进行了诸多改进与完善,但有关遏制刑讯逼供的法律机制仍存在诸多制度上的不足与缺憾。只有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与制度设计,以法约束执法者的行为,才能真正有效遏制刑讯逼供。

摘要：刑事诉讼中“严禁刑讯逼供行为”的规定并没有在具体的证据规则设计和程序设定上得到回应。要在程序上治理刑讯逼供行为,应当在程序上建立起“自律性”制度,规定程序性违法的“刑讯逼供”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同时引进“他律性”措施配套,以遏制刑讯逼供行为。

摘要：现代法治国家都有明文规定,禁止刑讯逼供,我国法律亦不例外。但是,当前执法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行为屡禁不止,致人重伤、死亡的案件时有发生。刑讯逼供在我国具有深远的思想根源以及深刻的制度基础,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中对于禁止刑讯逼供的制度设计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他山之石。纠正错误观念,从法律制度、司法程序上落实无罪推定原则是遏制刑讯逼供的有效措施。

摘要：从根本上遏止刑讯逼供,有赖于决策层、立法、司法界及理论界直至广大国民树立反刑讯逼供、反酷刑的人权保障理念和保护人身权利的价值永远高于查明案件事实的价值观。决不能将刑讯逼供的目的、动机的“善良”作为为刑讯逼供辩护的理由,也不能使其成为刑讯逼供与相关犯罪法定刑存在不适当差距的“合理”依据。我国刑讯逼供罪的法定刑应当重新设计。

摘要：继《无价之宝》《刀尖》之后,近期连着观看了演艺劳模张译主演的又一部电影《三大队》。这回张译化身为缉凶五人组的刑侦三大队队长程兵,在一次刑讯逼供意外弄死嫌犯之后,使得小组成员被判刑五、六、八年不等。获释后的众人再次聚首,无法放下的责任使他们重新踏上没有警察身份的肃恶之路。之后组员或被亲情牵绊,或被爱情吸引,或因病痛缠身,终做鸟兽散。为首的程兵经漫长的劳而无功决定放弃之际,突然又想起一些线索,他第三次独自出更,总算让另一重犯被拘捕,无头案最终告破。

摘要：杨乃武与小白菜,不仅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奇冤。评剧、电视剧《杨乃武与小白菜》使该案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报纸刊物的介绍,又使该案广为流传。戏剧与电视剧是通过艺术加工。

摘要：元人杂剧中,有相当集中的内容和情节反映了元代法制的典型状况。而针对社会上唱曲演戏之风,元代统治者也加强了旨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的法律调整。元杂剧与元代法制相互间存在联系的史实表明,分析元杂剧无疑可以形象地加深人们对元代封建法制状态的切实理解,即元杂剧是研究元代法制的一个窗口和不可或缺的补充史料。另一方面,研究批判元代法制,亦有助于全面系统地把握元杂剧的生存发展环境,时代风格及其特点。基于这种认识,笔者拟就元杂剧与元代法制的有关问题进行探索,以求教于先生及同仁。

摘要：我国现行侦查讯问程序设计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口供中心主义”下的强制取供,即整个程序是以确保侦查机关“顺利”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为中心而加以设计的,为此,甚至不惜直接或间接地强制向犯罪嫌疑人取供。从实践效果来看,正是这种目的错位的程序设计导致了实践中侦查讯问阶段刑讯逼供的频发。对此,应当从理论上予以批判,并从以下方面着手予以重构:反对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赋予犯罪嫌疑人有限度的沉默权;赋予辩护律师于侦查讯问时在场权;进行全程连续录音、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