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者型诗人”是当下中国诗坛的一支重要力量,其艺术面貌独特,创作者的双重身份和独特地位对于当下诗歌创作、诗歌评论,以及创作界和评论界的沟通和交流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21世纪的“学者型诗人”兼跨评论界与创作界,他们以先入的语言自觉来探索诗性,力图以“内窥”的方式与世界达成精神上的公共性链接,他们的诗歌经验与知识共存,嵌入哲思,拔高了诗歌的内涵和意蕴,也增加了诗歌的厚度与难度。

摘要：一、"一棵移植到法国的中国在艺术中,创作者是否对自己的前行方向有清晰和精准的定位与认识,往往决定着这位艺术家的事业成败。在音乐创作界,优秀作曲家不一定有愿望、有兴趣将这种定位和认识落实为文字语言,但一定会在具体创作中体现自己的思考和感触。

摘要：20世纪30年代,党的“电影小组”和“影评人小组”在多位左翼电影人努力推动下成立。作为“影评人小组”的骨干成员,唐纳见解独到、笔锋犀利,发表了大量左翼电影文论,不仅满腔热情为创作鼓与呼,还抨击“软性电影论”者,为电影创作界树立新风。除此以外,他还编写主旨明确的剧本,并参演电影、译介西方电影理论、编辑报刊等,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文艺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摘要：就王迟老师在《中国电视》2014年第3期发表题为《剪出来的＂现实剧＂——对怀斯曼纪录片美学的一种还原》的论文,笔者愿意进行一点讨论和商榷,同时阐述一些不一定成熟的想法,祈请读者指教。一、＂直接电影＂：实地等待捕获的真实事件之前就有专家学人指出,怀斯曼本人确如王迟老师论文中说到的那样，他曾经说过自己的纪录片并非属于“直接电影”一派。至于这是否因为他与梅索士兄弟交恶所致，还是有其他原因，本文将在后面进行论述。

摘要：似乎时下的观众又和电影艺术家们开了个令人尴尬的玩笑。一方面创作界舞起了娱乐片热的大旗,呼呼生风,铺天盖地,导演们纷纷上马,评论者蜂拥拍马(真遗憾,我实在找不出比这更准确的词了);然而另一方面的事实却是电影院冷冷清清,少人问津,娱乐片拷贝卖不出去,票房收入大跌,再也不是以前熙熙攘攘的“乐观”局面。疲惫的影坛在主体意识日渐觉醒的观众面前,总是显得那么被动。耐人寻味。

摘要：自明末清初沈、汤之争后,如何在真正意义上达到＂双美＂,便成为戏剧创作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和期待达成的目标,李玉作为清初苏州作家群的代表,以作品既合乎格律,又重词采的特点,带来了清新独到的艺术风貌。在李玉一生所创作的三十三种剧作中,最负盛名的便是＂一人永占＂。

摘要：存在着一种现象:某些反映历史与现实的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表现所谓“主旋律”的具有重大政治思想意义的电影题材,有关领导部门大力提倡拍摄,但创作界中积极响应者却不多;影片拍出后,上座率也不高。领导大力提倡,观众反映疏冷,创作者吃力不讨好。这种电影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应如何去消除这种不一致?尽管近几年来此类现象不断有所改观,但仍未完全消除,因此,探究一下仍有必要。

摘要：普遍认为当前的中国新诗正处于"标准"芜乱、"难度"丧失的窘境,问题是究竟谁该对此负责?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怪不得那些"难度"不够、形态芜乱的诗歌本身的,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则是,任何的作家、诗人都有他们自由选择的权利,他们有决定自己艺术趣味的自由,他们也不必用个体的创作风格来为整个时代的"标准的统一"负责,至于"难度",

摘要：自古以来,艺术理论家和创作家一直在对艺术种类的划分进行探索。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直到今天的众多理论家和艺术家仍在孜孜以求,并且形成了艺术学的分支科学—艺术类型学(艺术形态学),但一直没有形成艺术理论界、创作界普遍接受的定论,甚至有人断言,不可能形成艺术理论界、创作界普遍接受的艺术种类划分的定论,因而出现了“艺术分类取消论”,否定艺术分类的必要性。

摘要：近年来,中国音乐界经历了20世纪以来对西方作曲理论体系的全面学习与吸纳,开始转向自我反思和评判。这种转变凸显了文化自觉和强烈的主体意识,具体表现为以传统为主体的创新融合观念的重构。正如李吉提先生所说:'在中国的文化艺术领域,21世纪和20世纪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我们已经从重点‘学习’与‘吸纳’西方现代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