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党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在中国突出表现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建构者,也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推动者。与西方国家现代化模式呈现“政党缺场”的特点不同,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中,提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绘制中国现代化的蓝图、创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布局、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现代化的力量、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都体现了“政党在场”的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任务。必须通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统筹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彰显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强化制度执行的监督力度,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最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摘要：制度优势如何在基层治理中转换为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基于新疆哈密市荞村的田野调查发现,驻村干部以国家代理人的身份下沉至农村社区,他们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的实际需求,站在群众的角度考量民生疾苦,与基层群众产生共情,并且依托各类文化载体满足群众的情感需求。在这种情感治理的过程中,不仅促进了正向情感的再生,还构筑起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立足基层具体情境的基础上,带有温情的治理方式既起到了联结国家与社会的作用,又充分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

摘要：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需要通过科学重构、高效执行、动态调适,实现制度体系的构建与治理效果的展示,而这主要决定于领导素养。当下社会,领导素养的不足主要表现为设计者超脱、推行者误解、监督者主观、运用者拒绝。未来应抓好领导者认同感强化、执行欲激励、操控性提升与探究性促动,以提升制度执行力。

摘要：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条例》，站在党的事业发展和管党治党的全局，对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监督作出顶层设计，对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应对党面临的重大挑战和危险，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里程碑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条例》，把党内监督的制度优势充分释放出来，不断夯实党的建设的基础工程。

摘要：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是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度优势能否有效发挥并转化为治理效能,对凸显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以及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优势不会自动转化成治理效能,需要通过“协商实践”“制度执行”等“催化剂”才能让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之间发生“化学反应”。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并不能一蹴而就,必须遵循“在治理实践中积蓄制度优势、从制度优势中凝聚制度认同、从制度认同中形成制度执行自觉、从制度执行中释放治理效能”的过程机理。新时代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在弥补基层协商民主制度设计短板的基础上盘活和巩固制度优势“存量”,在培育制度认同、强化制度执行、推进制度创新中创造和累积制度优势“增量”,使其持续释放治理效能。

摘要：乡村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遵循顶层设计的实现逻辑。在顶层设计牵引驱动下,作为实践导向的乡村治理目标不断调适跃迁,从农业现代化迈向三农现代化,指向实现乡村全面现代化,为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有效转化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行动载体的乡村治理主体持续协同增能,从政社分开迈向协同共治,逐渐形成乡村治理合力,为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有效转化增强了内生动力;作为作用对象的乡村治理客体逐步变化调整,从满足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迈向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解决乡村社会各类问题,为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锚定了攻坚任务;作为转化工具的乡村治理方式渐近优化改进,从探索自治迈向多治融合,从而更好回应治理实践需要,为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有效转化提供了科学方法。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彰显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是走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在危机情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充分体现在全国一盘棋下的以人民为中心、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等方面,并在民主、法治与科技支撑保障等基础上,借助顶层设计的决策、凝聚合力的执行和多重保障的监督这三种机制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有效转化与融合。进言之,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顶层设计的决策机制包括共识性的防疫目标、整体性的防疫部署和全局性的资源调配;凝聚合力的执行机制包括响应性的工作制度、系统性的防御措施、落实性的执行力度、创新性的技术支撑和多元性的社会参与;多重保障的监督机制包括规范性的法律法规、约束性的问责机制和广泛性的社会监督。通过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分析以探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能够为危机情境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分析框架。

摘要：2020年司法部发布的《行政复议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的制度设计,既表现出与行政诉讼法趋同化的倾向,又具有信访制度专注于个案化解之非正式治理的特点。这是对行政复议的定位以及与此相关的功能、性质认识不清造成的制度缺陷。行政复议是对原行政行为的复审,不是对原行政行为的补救,因此必然具有监督和救济功能,同时产生解决行政争议的功能。不同于信访专注于个案化解的非正式治理,行政复议是基于明确、稳定、普遍规则的正式救济制度。因此,行政复议监督行政、救济权利与解决纠纷三大功能高度统一,形成“三位一体”的功能关系。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功能基本一致。但是,行政复议的行政性、层级监督性和单向裁判性,使其在监督范围、审查力度、救济强度与效率以及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等方面,具有行政诉讼制度不可比拟的独特优势。行政复议法修改应坚持行政性方向,谨慎对待复议程序司法化的各种学术主张和改革举措。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凝结着党和人民的智慧,是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并在实践中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体系,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制度形态,具有多个维度的显著优势。具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形态上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优势;在领导力量层面,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在主体建构层面,坚持人民至上,具有保障人民利益、合乎人民认同的价值优势;在实践效能层面,创造了世所罕见的发展奇迹,能够持续推动中国发展,成功应对危机、化解危难,具有显著的治理优势;在国际影响层面,能够为其他国家的制度设计提供中国方案,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这五个层面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深刻意蕴。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人们坚持中国道路的重要前提,是深化中国理论的重要资源,是发展中国文化的重要保障。中国制度优势深刻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对"三大规律"的深刻系统把握,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就是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阐述中国制度与人类社会其他制度相比较所具有的优势。中国制度不是自然形成的,其形成和发展有着自身的历史逻辑。中国制度优势也不是天然存在的,正是在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度形成的历史逻辑中逐步得到体现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力是制度优势的表现形式,而制度优势的评价标准只能是实践,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一再证实了中国制度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