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数字科技产业发展与中国积极加入CPTPP、DEPA的趋势要求,以国际高标准规则和中国金融开放的问题为导向,厘清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的瓶颈和基于RTA规则的差距,从金融服务业务、金融市场和资本账户等领域分析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的运行机理和现实风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的长中短期目标、实施路径、战略规划和方案设计。文章的研究为中国克服金融开放瓶颈,推进“金融深化”,建设金融强国,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自主性开放型金融理论知识体系提供有益贡献。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动力和根本途径,制度型开放源于但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一切与跨境经贸合作相关的政策设计、制度安排和国际协调都属于制度型开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度型开放先后经历了基础准备、局部开展和全面铺开三个阶段,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同步,二者呈现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在国际、国内多重复杂环境的时代背景下,全面开展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迫在眉睫,但其在开放范围、开放领域和开放层次上仍存在一系列堵点。据此,应以中国式现代化各阶段的目标为指引,从制度型开放现有举措、参与高标准经贸协定与谈判、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三个层面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摘要：制度型开放是中国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对外贸易体系不断创新,资本市场开放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取得了显著成就。制度型开放的核心要素在于开放透明的法律体系、高效公正的行政治理、创新对外贸易体系、资本市场稳步开放和法律法规的完善。国际上,美国的制度型开放基本遵循国内规则直接向多边层面扩张的路径;日韩两国的特色在于积极主动地与国际标准接轨;欧盟内部推行单一市场政策,商品、服务、人员和资本能够自由流动;不同国家的成功经验与教训对我国在设计和实施自身开放策略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在制度型开放道路上做出了有益探索。

摘要：自由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采取的“境内关外”的制度安排,也是一个国家法律意义上的“例外空间”。迪拜广泛的自由区体系促进了经济的转型发展,被认为是区域和全球自由区发展的典范。迪拜自由区通过法律、金融、税收、移民、监管等制度建设,不断提升其教育国际竞争力和开放程度,使其成为重要的区域性教育枢纽。同时,迪拜建立各具特色的教育自由区,吸引来自全球的高等教育机构,并为本土和国际学生提供与母校同质的多元课程。迪拜自由区教育对外开放的主要优势在于自由区作为“例外空间”为教育发展提供了差别监管的自由环境,完善的规则框架为教育开放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但其教育开放仍存在商业性与学术性、本地化与国际化等矛盾与挑战。迪拜自由区教育对外开放的经验教训可以为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设计、制度开放与制度创新提供启示和借鉴。

摘要：过去40年中国推动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顺应了第三阶段的经济全球化形势并抓住了战略机遇,获得了巨大发展成就。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形势、新特点,中国也进入到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新阶段,即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本质上看,制度型开放就是从以往“边境开放”向“境内开放”的拓展、延伸和深化,在促进规则变革和优化制度设计中,形成与国际经贸活动中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规则和制度体系,是对新一轮高标准化的国际经贸规则调整和完善具有引领作用的先进制度安排。据此,加快建立与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国内改革机制、加快并以更大力度实施“负面清单”制度、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以及积极为国际经贸规则调整和完善做出应有贡献等,是中国转向制度型开放的必由之路。如此,才能在顺应乃至引领第四轮新型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实现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

摘要：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当前我国最高开放形态,在推进我国从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过程中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实施近两年来,围绕“6+1+4”制度设计开展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试点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前期成果,有力促进了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但也要看到,自贸港建设面临疫情冲击叠加全球经贸规则重构、产业基础薄弱、物流运输成本高、中高端人才缺口较大以及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挑战,一系列试点政策在落地实施过程中出现诸多堵点、难点和痛点,激励不相容也使得特殊税收安排的制度红利无法最大化释放。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要着眼于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在统筹开放与安全的基础上,继续加大风险压力测试,加快制度集成创新步伐,着力解决试点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问题,通过改善企业获得感,不断提升高水平开放的国际形象,进而实现全球优质资源要素集聚并赋能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摘要：当前,我国进入了以制度型开放为主的新阶段,鲜明展示了对外开放的时代特征。制度型开放对政策制度的系统性要求更高,呈现出平台载体以及产业领域的政策制度设计更趋非标准化、定制化,且政策制度获得感不显著等特征。因此,需要在制度型开放重点、产业开放策略、开放平台载体、开放政策制度上采取更有针对性、更有时代特色的策略和举措。

摘要：数字经贸规则是我国制度型开放的焦点议题,也是我国增强全球经贸话语权和主导权的重要引擎。已有对数字经贸规则的研究重点关注“美式模板”“欧式模板”,对新加坡的研究相对缺乏,而且已有对新加坡的研究重点关注DEPA,鲜少关注到新加坡签署的其他数字经济协定。基于此,文章聚焦新加坡已签署形成的“1+N”数字经济协定框架,系统总结了新加坡数字经贸规则体系的发展现状、基本特征及核心主张。借鉴新加坡经验,我国应在做好数字贸易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完善数字经济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关数字技术标准和业务规范,拓展数字贸易议题的深度和广度,搭建数字平台促进协同治理,推动制度型开放。

摘要：当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呈现出总体规模上升、贸易结构不断优化的态势,但在服务贸易竞争力方面与美国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通过设计衡量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相关指标体系,对比中美两国不同服务部门竞争力的差别,并利用“钻石模型”建立起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在通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业以及对劳动、资源依赖较大的运输、旅行、建筑服务部门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在与资本和知识密切相关的现代服务部门的竞争力相对低下。需求、相关及支持产业这两大因素对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影响较为显著。中国应该从服务需求、货物出口联动作用、人才培养、制度型开放等多方面着手,不断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