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实的权利不可能在法律文本中被完全界定,无论作为社会契约性质的法律抑或作为当事人之间交易性质的合同都存在空白、模糊甚至冲突之处,但在法律的执行和合同的履行中,最终会由不完全契约中拥有剩余控制权的一方(不仅仅是当事人)确定,因此权利的实现程度是由剩余控制权决定的。为降低数据流通的交易成本,《民法典》明确将数据权益作为民事权利的客体予以保护,但却选择性地搁置了对数据进一步确权的问题。当数据权益无法清晰界定或者清晰界定的成本过高,依据机制设计的要求,通过对数据流通过程中重要环节、关键辅助环节或主要运用场景中的剩余控制权进行合理配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定权利界定模糊的问题。由于决策信息成本的约束和政府激励手段的有限性,不可能通过正式制度将剩余控制权配置得完美无缺;而明确将某一剩余控制权配置给当事人、第三方专业机构等,依然是希望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一种配置。中国目前关于数据权益保护和促进数据流通的规则选择已经走向“责任规则+管制规则”的组合模式,可以运用诸如标准合同、企业数据保护信誉机制、技术标准、数据资产和数据侵权赔偿定价机制等,对某些重要的剩余控制权配置予以明确,以支撑相应法律规则的执行或弥补其不足。譬如:标准合同可以采取“通用条款+专用条款”的组合配置;企业数据隐私保护信誉机制可以设定分等级的披露机制,具体确定披露内容、披露方式和披露范围;技术标准的制定和完善应当明确标准的目标定位、粗疏与细密以及作为软法如何与硬法协同的问题;第三方评估机构做出的数据资产和数据侵权赔偿估价应当为交易双方议价或法院裁判的基础,但不宜强制性地规定为交易价格。这种类似分散立法的功能,不仅可以积累经验,而且可以降低立法成本和立法失败的社会成本。因此,面对数据流通如何治理的制度构建问题,一条现实而可行的路径是:通过对有效机制设计的不断积累,逐步完善与数据相关的法律制度及其配套措施建设。

摘要：中国合作金融组织在剩余控制权制度安排设计的过程中受到了合作社思潮和股份制思潮两种思潮的驱动。前者强调成员主导和民主决策,后者注重风险责任和风控能力。然而,这两种思潮及其相关的民主、集权和分权三种设计思路均未能实现成员间能力、权利、风险及收益的匹配。反思、澄清合作金融组织剩余控制权制度设计中的合作社元素和股份制元素,构建一个“制度规则—制度过程—制度目标”的分析框架,并在该框架下结合具体案例,对分别代表民主思路、集权思路和分权思路的剩余控制权民主决策模式、发起人控制型模式和分权型模式进行分析与比较,有助于解决合作金融组织剩余控制权制度安排中的难题。展望未来,重构合作金融组织的剩余控制权制度安排应将其理解为一个特殊的金融中介,围绕大小股东利益冲突这一核心矛盾,按照风险匹配与能力匹配两个原则配置剩余控制权,以期实现组织成员间能力、权利、风险及收益的匹配。

摘要：剩余控制权有转换为剩余索取权的动机。现实的剩余索取权分割与剩余控制权结构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的匹配关系,权威排序是影响剩余控制权转向剩余索取权的重要变量。据此构建剩余索取权分割模型,研究分配结构对有效剩余控制权与有效剩余索取权的影响。结果表明,若权威排序至少为三级,剩余索取权分割主体的趋利选择,倾向于减少有效剩余控制权与有效剩余索取权;以剩余控制权为基础的剩余索取权分割结构,存在未实现的潜在效率。调整分配结构,是"激发"潜在效率的可能途径。

摘要：技术型人力资本成为现代企业最重要、最稀缺、最难替代的生产要素之一,应该分享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根据技术型人力资本高增值性、高异质性、高专用性、高风险性的特征,设计出符合其分享剩余索取权的制度安排有技术入股制、贡献报酬制、股票期权制、有限合伙制和创业者股权制等。技术型人力资本可通过参与共同治理来有效实现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匹配。

摘要：文章将公司治理中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配置纳入终极控制人超额控制的分析框架,以沪深两市A股市场的170家国有上市公司2007年截面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了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偏离度对国有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并对终极控股股东超额控制与非超额控制下,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配置结构与传统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绩效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终极控股股东存在超额控制时,总经理兼任董事长或副董事长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经理层持股比例、高层管理者平均年薪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不存在超额控制时,执行董事比例、总经理兼任董事长或副董事长对企业绩效具有负向影响,管理层持股比例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还显示,两权分离度对高新技术企业绩效具有负向影响、对传统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同时,控股股东类型在两类企业绩效回归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均为负,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企业绩效回归模型中尤为显著,本文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国有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政策。

摘要：PPP模式下,公私双方控制权的合理配置与合作效率密切相关。针对PPP合作过程中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能力差异性、目标差异性以及水利基础设施不确定性大的特点,结合不完全契约理论建立激励约束视角下水利PPP项目剩余控制权的优化配置模型;基于该模型,分析私人部门的投资额度、股权比例、技术水平、管理能力,以及公共部门的协调、监管、社会收益期望值等因素与剩余控制权配置比例的关系,进而提出一系列基于剩余控制权优化配置的激励约束方案。为PPP模式下公私双方的剩余控制权优化配置提供理论和应用依据,完善和补充PPP模式契约机制设计理论。

摘要：本文从治理机制设计的角度,运用经典的剩余控制权理论,解释了中国台湾农会内部开展信用合作的成效。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台湾农会信用合作运行良好,其在行政层面建立相应的保障支持体系和监管体系来控制风险,内部基层农协信用合作通过社员的资格认定及权利确定、会员大会民主治理、完善具体的治理设计保证了全面有效的风险防控。基于剩余控制权的理论分析表明,中国台湾农会信用合作内外部治理实现了投入与剩余控制权、索取权的匹配,实现了信用合作的稳健运行及绩效提升。本文的研究结论可对当前中国大陆发展"三位一体"的信用合作提供一定的实践参考。

摘要：基于2016—2018年安徽、江苏、山西、吉林四省共101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与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分析剩余控制权的设计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具体通过分析股权集中度和重要职务关联度的高低来分析剩余控制权的设计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与重要职务关联度的加深有利于合作社绩效的提升,但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

摘要：在契约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实现控制权的分散、由单边控制向双边和多边控制的过度被认为是最为有效的控制权配置方式.预收预付款(定金)作为购销契约中约束买方的一种有效机制,只要合理的设计其数量,也能对卖方形成约束,实现买卖双方剩余控制权的均衡.

摘要：运用经典的剩余控制权理论,分析日本农协内部信用合作风险防控的治理机制设计。研究结果表明:日本农协内部信用合作治理成功的表面原因在于,内外部治理机制的设计保证了全面有效的风险防控及绩效的提升;深层次原因在于,日本农协内外部治理实现了投入与剩余控制权、索取权的匹配。即国家层面建立相应的保障支持体系和监管体系,实现了投入与控制的相匹配,而基层农协信用合作通过社员的资格认定及权利确定、总会民主治理、完善具体的治理设计有效实施剩余控制权,并通过相匹配的社员剩余索取权分配,实现了信用合作的有效运作。该研究结论对当前中国"三位一体"的信用合作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新思路,为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和经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