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投公司等功能类国有企业是地方政府承接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任务的主要组织载体。然而,这些企业因其政企双重属性而面临职权冲突和监督错位,导致治理风险和地方隐性债务的膨胀。这一问题与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经济发展剩余控制权的动态配置密切相关,特别是在目标设定权、考核监督权和激励分配权三个方面。功能类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反映了中央和地方之间剩余控制权配置的多维度、动态变化。中央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地方政府在目标设定、考核和激励方面逐渐扩张其权力。特别是在“管委会—公司”的双重身份下,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出现“权责错位”,这进一步加剧了隐性债务风险和治理风险。为实现功能类国有企业的治理转型,需要从明确治理目标、强化过程控制和完善激励相容制度设计三个方面入手。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功能类国有企业仍然具有特殊价值,因此其监管和考核机制的改进需要综合考虑地方政府在城市保障性住房、新兴产业战略等方面的具体诉求。

摘要：一、交易成本与合同的不完全性 产权经济学起源于科斯于1936年所写的那篇著名的论文《什么是企业》,文中科斯提出了市场上的交易成本和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是不一样的这一著名设想。科斯认为,市场上的交易成本有可能过高,而放到企业内部则会下降,因而简单的趋利动机就可促进企业的形成。但是,科斯乃至后来的众多产权经济学家并未解释出交易成本的确切含义以及交易成本产生的原因,直到哈特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出现。哈特认为,交易成本产生的原因就在于合同的不完全性。如果合同是完全的,机制设计理论就总能设计出最优的合同。

摘要：逐利性执法是借助违法或不当行使执法权获取特殊财产性利益的执法活动。逐利性执法手段的成因可以借助剩余控制权和信息不对称的概念加以解释。逐利性执法的制度化预防,需要压缩、规范剩余控制权并消减信息不对称,做到合理控制权限、全面优化流程、充分利用信息、切实加强监督。对此,应当从权限、信息、监督三个层面设计和完善预防逐利性执法的关键机制,并使之融入程序层面的制度建设,进而完成贯穿执法办案全过程的流程优化和程序控权,形成逐利性执法的制度化预防体系。

摘要：PPP模式是以契约为基础实现政府与社会资本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模式。项目建设周期冗长、参与主体有限理性的特点使得PPP合同具有显著的不完全性。文章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视角出发,为PPP合同签订中风险分担模式、利益分配机制、合同最优设计提供思路,保障PPP模式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摘要：一、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失真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广义的公司治理机制包括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内部治理机制是指由股东、董事会和经理人三方面形成的管理与控制体系,实质上是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安排的契约,包括: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权;如何监督和评价董事会、经理人和职工;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外部治理机制包括:外部市场治理机制(资本市场、管理者市场、产品市场)、外部政府治理机制(主要是指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外部社会治理机制(主要指中介机构的信用机制).

摘要：利用现代产权理论,通过对GHM理论的扩展分析,文章将剩余控制权分为名义剩余控制权与实际剩余控制权,并以此探讨我国教育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指出我国目前教育产权制度设计的内在矛盾主要表现为:实际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不对称,名义剩余控制权的不完全,以及由此产生的预算软约束、委托代理和寻租等问题。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教育产权制度改革的对策建议。

摘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契约就是合同,合同是一个预期上的约定,但所有的契约都是不完备的。所谓完备,就是能够穷尽所有细节,一切都预先设定好。如一个企业的管理制度,不可能把各种可能存在和潜在的问题都用文字的形式约定在其中,而在制度的执行中,往往还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

摘要：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力资本产权问题显现。专用性和非流动性的存在使国有商业银行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性质更加突出,风险的承担保证了企业家拥有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基础。本文在对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者的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配置现状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人力资本产权配置及优化设计。

摘要：公司治理本质上属于制衡机制,目的是解决两类委托代理问题,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我国企业的公司治理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治理理论和制度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治理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文章从制度设计、组织设置、权责分配、资源配置、信息传递等五个方面探析了我国企业公司治理有效性偏低的原因,并以"决策权、经营权、监督权"三权制衡机制为逻辑思路,构建提升我国企业公司治理有效性的框架体系。

摘要：风险投资在我国作为一种新兴的投资方式，对新兴产业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由于风险投资主要涉及三方主体：风险投资者、风险投资家以及风险投资企业，三方主体的存在产生了双重委托关系，这导致了各方信息不对称的加剧。通过法律规定和制度设计来降低和克服风险投资中的信息不对称成为当务之急。因此，本人针对风险投资中出现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分别提出相应的措施，如风险投资家建立信息网络平台、建立声誉评估系统，同时也要加强风险投资家对剩余控制权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