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本研究选取在线医患交互的独有特征,从数字共情的角度探索在线医患信任的形成机制,为促进在线医患关系的良好发展提供实践指导。方法:挖掘好大夫在线医疗平台上的客观医患交互数据,构建影响在线医患信任建立因素的假设模型,采用统计软件SPSS24.0对假设进行验证。结果:研究结果表明医生共情、医患会话累计量、医生回复框平均字数和医患会话比率都能正向影响医患信任的建立,其中医生共情是最积极的影响因素。结论:医生提高医患沟通技巧、患者积极反馈、优化医疗APP功能设计、相关部门完善相关政策是促进在线医患信任建立的重要途径。

摘要：明确的惩罚机制、清晰的风险受益比、积极的信任倾向是建立医患信任所必要的确定性依据。人工智能辅助决策因为技术本身不确定、技术认知不确定、技术制度不确定等,冲击着医患信任的确定性基础,加剧医患信任危机。为降低辅助决策的不确定性,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增进医患之间互相信任,应针对技术本身的不确定,增强辅助决策的可解释性;针对技术认知的不确定,推动辅助决策的民主化设计;针对技术制度的不确定,渐次推进伦理结构化。

摘要：目的:本研究探讨在线问诊平台下代理求助行为和医生不确定性沟通方式对患方对医态度的影响。方法:采用2(代理求助:代为问诊vs.信息搜寻)×2(不确定性沟通方式:含蓄vs.直白)×2(疾病严重程度:轻症vs.重症)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结果:代理求助和不确定性沟通方式的主效应显著,代为问诊和含蓄的不确定性沟通方式下的患方态度更积极,即对医信任、对医印象、在线问诊满意度和推荐行为倾向更高。代理求助和不确定性沟通方式对患方态度的交互作用显著:信息搜寻时,相比于直白的不确定性沟通方式,含蓄的不确定性沟通方式下患方态度更积极。结论:在线问诊中的医生用含蓄的不确定性沟通方式可使搜寻信息的代理求助者的对医态度更积极,这为改进在线问诊平台中的医患沟通方式提供了启示。

摘要：我国医患间的"关系信任取向"明显,医生被赋予高角色期待,不同科室、不同等级医院及城乡医疗机构的医患信任水平差异显著。近年来我国医患信任水平持续下滑,具体表现为医患纠纷与暴力事件的发生频次上升、对医疗服务满意的患者比例减少、医患彼此的评价及信任度降低等方面。已有研究集中于患者人口统计特征、心理契约、医务工作者的人格特质等个体因素对医患信任的影响,注意到医患信任具有影响医患双方态度与行为以及临床疗效的功能,然而医患信任危机产生的社会心理机制、医患信任建立和维持的过程机制仍不明晰。同时,医患信任现状评估和测量指标构建还不够健全,医患信任关系的行为决策实验设计等方面还有待加强。

摘要：采用2 (主观社会阶层:高阶层,低阶层)×2 (医疗情境:负面情境,模棱两可情境)的被试间设计,探讨医疗情境和主观社会阶层对医患信任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医疗情境和主观社会阶层对医患信任水平感知均产生显著性差异,且二者交互效应显著,高阶层者在负面情境中的医患信任水平高于低阶层者处于模棱两可情境;2.医患社会情绪在医疗情境对医患信任水平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主观社会阶层在中介模型中的前半路径起调节作用;4.主观社会阶层越高,医疗情境对医患信任的影响越小,且医患社会情绪的中介作用也越弱。

摘要：本世纪以来,中国各艾滋病重度流行地区的防治运动往往面临着过度"行政依赖"的制度困境,然而,本文在中国西南边境线上的一个景颇村寨中发现了例外。当地的官方防疫体制通过在终端启用代理人——乡村医生——来进行实际干预,极大规避了阳性群体对于防疫体制的过度依赖,以及由此造成的消极的社会道德后果。来自田野的事实证明,围绕着防疫实践的医患交往在信任机制的组织下,不仅柔和了官方防疫体制与对象间的文化张力,还通过策略而技巧的实践过程增强了对阳性人群的控制能力,并反过来强化了医患间的信任纽带。总的来说,医患间的交往艺术让医学权力的运作得以情境化,实现了社会控制的本意。

摘要：医患信任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前提,是实现医疗体系良性循环的基础条件。基于中国传统儒学文化视角,认为医患信任危机是由于在医疗实践中重“治疗”轻“沟通”,重“利益”轻“道义”以及强化立场对立性,淡化关系统一性等原因造成的,进而提出以人为本,加强儒学人文关怀,树立合作共赢的理念,构筑医患命运共同体等对策,重构医患合一的新时代医患信任关系,为医患信任重构提供理论支撑及现实依据,进而为缓解紧张的医患关系提供有益借鉴。

摘要：当病人得了一个严重的疾病,其与医生社会距离的远近及医生的病情陈述类型是否会影响其对医生的信任?研究模拟医疗情境(患者有严重疾病,脑动脉瘤),通过2医患社会距离(朋友&陌生人)×4医患沟通类型(常识积极类型、常识消极类型、专业积极类型、专业消极类型)的两因素完全随机研究设计,考察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水平(医院、医术、医德)。研究结果:一般线性模型的单变量方差分析表明,(1)社会距离的主效应显著,朋友对医生的技术信任显著高于陌生人对医生的技术信任;(2)陈述类型的主效应显著,常识消极陈述下对医生的技术信任显著高于常识积极陈述下对医生的技术信任,专业消极陈述下对医生的技术信任显著高于专业积极陈述下对医生的技术信任;(3)社会距离与病情陈述类型的交互效应不显著。结论:患者的关系就医有利于医患间的信任;在患者患有重病的情况下,使用专业术语、略带消极的病情陈述方式能够让患者对医生的技术更信任。

摘要：基于韦纳的人际归因与责任推断模型,设置消极就医情景进行三因素被试间的实验设计,讨论就医事件严重性、结果可控性和个体卷入水平三个变量对患方归因与责任推断的影响。结果发现,事件严重性大小和事件结果可控性水平变量对责任变量、生气变量、批评变量、语言攻击和身体攻击变量均有显著作用,但对专家的信任度变量没有作用;卷入水平变量对批评变量、语言和身体攻击变量有显著影响,对责任变量、生气变量和对专家信任度变量没有作用。研究结果证明韦纳人际归因与责任推断模型适用于医患纠纷事件,也从责任归因视角为缓解医怒现象的产生提供了新的思路。

摘要：目的:探讨患方对医方了解和信任程度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在北京市3家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采用自行设计的自评问卷对438名住院患者或家属进行典型调查。结果:自行设计的调查表内容及结构效度和同质性信度符合要求。患方对医院和医生的了解度分别为56.6%和41.8%,患方对医院、医生的技术和医德的信任度分别为98.2%、92.7%和90.9%,了解度和信任度之间呈正相关(P<0.001)。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患者对医院和医生的了解和户籍影响其对医方信任,"对医院的信任"、"对医生的了解"、手术治疗和性别影响对医生的信任,患方对医院和医生的信任和对医生的了解影响医疗结果满意度。结论:三级甲等医院就诊患方在对医方了解不足的情况下做出的信任选择存在不同层面的矛盾心理。建议加强健康教育和就医选择指导,帮助患方多渠道获得医方信息,提高正确的医疗决策及参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