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面抗战前,作为军事战略物资的中国特产桐油跃居出口商品首位,但中国未掌握世界桐油贸易的主导权。南京国民政府试图对桐油实施统制,使之为其经济建设服务,同时成为其在国际舞台运筹帷幄的工具。在中德易货借款谈判中,德国向中国提出了大量的桐油需求,国民政府顺势推出桐油统制。全面抗战前的中国桐油贸易形成以汉口为中心,由外商掌控,以出口美、德、英为导向的市场格局。在不彻底改变原有社会结构的情况下实施统制,意味着政府力量强行嵌入原有的市场格局,势必会触及相关各方利益。为减少阻力增强统制成效,南京国民政府在制度设计上做了诸多安排,一方面以改良之名,渐行统制之实;另一方面由实业部牵头,联合地方政府与商人,希望以官商合办的形式将华商纳入统制体系,以节约统制成本。由于湖北地方政府与汉口中外油商持消极甚至抵制态度,英美政府不断提出抗议,使得制度设计在执行过程中发生变异。强势政策遭遇弱势执行,南京国民政府权力只是有限渗入桐油市场结构中,统制成效并未完全彰显。

摘要：情感培育和价值引领是历史教育的方向和旨归,决定着我们的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和“为谁培养人”。情境则是情感培育能否实现的前提和重要路径,决定着情感培育目标能否实现。反观历史教学实践,反思自己的日常教学:强于历史思维,历史情感严重不足;强于问题和题目训练,而情境设计严重不足。因而不能实现历史学科教育的情理交融,不能实现情感培育的情境交融。

摘要：在西方近代司法观念影响下,中国传统监犯服役概念至近代被西方的"作业"概念所替代;相应地,中国传统监犯服役制度也被近代作业制度所代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大力推行监犯作业制度,以期达到既能教育人犯,又能助其生计的双重目的。该行为虽不失为中国近代监犯作业制度改革之真正开端,但基于诸多不利因素之制约,其监犯作业制度的设计和施行均不太理想。

摘要：南京政府时期四川防区制下的县级行政,被以刘湘为代表的新军阀当局改造为军事贡役体制下的战争勤务工具,正常的民事行政职能因军事当局对团防工作和战争勤务的重点强化而萎缩。虽然四川新军阀当局县政设计的本意背离地方自治精神,但在敷衍南京中央政府地方自治建议的同时,新军阀当局通过积极推行户口清查和基层政权的组建,充分实现了对社会资源的最大限度控制和对基层团防的改造与利用。

摘要：本文旨在弄清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档案馆运动的起源、过程及其意义。通过梳理原始档案及相关史料后发现,在中华图书馆协会、行政院档案整理处、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等为代表性的学术与行政机构的推动下,《呈请政府组织中央档案局案》（1929年1月）、《重设国史馆案》（1934年1月）、《建立档案总库及筹设国史馆案》（1939年1月）等议案先后提出,傅振伦主笔的《全国档案馆组织条例草案》与毛坤撰写的《国家档案馆规程》则分别代表了官方与民间对国家档案馆制度设计的努力。尽管当时的档案界从实践与制度设计两个层面对国家档案馆建设作出了持久的努力,却未能实现创建国家档案馆的终极目标,但这一运动为新中国的国家档案馆建设工作留下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与思想遗产。

摘要：被学术界遗忘的看守所制度是中国近代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该制度不仅对已决犯、未决嫌疑人进行区分,而且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南京国民政府在具体设计和运作该制度时虽暴露出诸多不足,但它毕竟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对以南京国民政府看守所制度为代表的司法制度进行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更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摘要：为应对日益增多的债务案件、适应社会经济变迁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对债务关系和此类案件审理作出了设计。这一设计突破了清代刑事引律例、民事随民俗的运作模式,开始将债务纠纷纳入了正规司法审判程序。实践中南京国民政府治下法院严格遵照法律设计原则进行审理,凸显了"法治"特征及南京国民政府司法改革的进步性。但其不足亦复存在:它试图消除债务案件的个体社会身份,将其纳入资本契约模式之下,而诸多制约因素却降低了它的运作效率;它试图制定法律并将债务纠纷为代表的民事案件纳入正式司法审判范畴,但却与社会实际发展状况不匹配,导致它过早依赖"法治"而忽视了法官的主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贫富矛盾。

摘要：为了构建基层民意机关,南京国民政府对于选民资格、候选人资格、选举分类、选举程序和选举规则等都进行了制度设计,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有关操作办法;但在选举的实际运作中,政府直接干预、政府与豪强士绅联手操纵、豪强士绅独霸、地方派系争夺则成为选举过程中的常态,使选举沦为当权者瓜分利益的一种活动。

摘要：为迎合婚姻自由之精神,南京国民政府不仅对婚约制度进行了设计,而且治下法院还对此类案件进行了审理。这一改革虽在客观上废除了中国传统婚约制度中父母代未成年子女订立婚约的弊端、维护了男女双方缔结婚约的自主权利,但也暴露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不足。在具体案件审判中,南京国民政府治下法院并没有彻底兑现法律设计中婚约不可强制执行原则,不少违背当事人意愿的婚约仍然有效。

摘要：基于多种因素,源于西方近代司法精神的假释制度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被移植入中国:这不仅体现为南京国民政府司法当局对该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设计,而且还体现为它在社会实践中较为广泛的运作。该制度在法律设计上固然存在诸多不足,但它却是中国司法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并在某一时期内有效地缓解了南京国民政府"监少人多"的社会压力。由于多种不利因素的存在和相继出现,该制度也呈现出诸多不足,而且至1937年后呈现出极度萎缩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