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再次裁厘改税,在东南五省试行开征特种消费税。然而,特种消费税征收的目的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而非促进经济发展,导致该税在制度设计层面存在众多的缺陷,从而注定了此次裁厘改税的最终失败。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着追求统治合法性与强化社会控制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导致了中国传统的保甲制度与源自西方的地方自治在其统治时期(1927—1949)发生了分分合合、纠缠不清的关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在遵照"总理遗教"的名义下开始推行地方自治,但在地方自治的制度设计中却暗寓保甲之法,后来出于"剿共"和进一步强化社会控制的需要,干脆以保甲制度取代地方自治。最后为了调和"合法性"与强化社会控制之间的矛盾,南京政府宣布纳保甲于自治之中,并在新县制中予以具体化,但保甲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仍以强化社会控制为主要目的,与地方自治精神相去甚远。

摘要：地方公立医院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锲入社会的政府卫生机构,是疫情、舆情及国际形象等压力下政府的探索与设计。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经济穷困的河南公立医院建设并不落后,其省立医院探索的施诊、送诊、义诊与普通门诊相结合的收费措施,治疗和预防并重的发展策略,面向社会的卫生技术人才培训与卫生知识宣传,既回应了政府举措与百姓就医需求,也有自己的特色。但它的实际运行状况与百姓期待有相当差距。河南省公立医院建设所遭遇的阻滞与困惑,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现代卫生体系创设者的努力与局限:第一,当政府财力投入微薄、医院无力背负政治任务时,不得不用廉价的服务搪塞患者;第二,制度设计者在借鉴他国成法时,须有接地气的文化自信与勇气。

摘要：晚清政府即有将西方学位制度移植中国的设想,但因种种原因,设想并未实现。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教育界人士及各大高校皆对学位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开始将其引入中国的学制设计之中。因时代的局限,除学士学位外,研究生层次的学位并未付诸实践。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为加强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历经六年的反复商榷,最终形成了学士、硕士及博士三级学位制度。就三级学位的授予言之,学士学位的授予得以顺利进行,硕士学位的授予因受战争影响而有所迟缓,博士学位的授予则一直处于束之高阁的状态。

摘要：为适应乡村社会典赎流行和经济发展之需要,南京国民政府不仅对不动产典权制度作出了设计,而且治下法院对此类案件进行了审判。这一设计虽体现出不切实际的预先设置,但也体现出为适应社会变迁而作出的某些调整和对社会贫困阶层的道德关怀。更为重要的是,在具体审判中,南京国民政府治下法院不仅按照法律规定的原则对乡村社会不动产典赎案件进行判决,而且灵活地作出了较为合理的安排。

摘要：本文对孙瑜创作中艺术上与好莱坞接近的地方和其与新生活运动在思想上联系的"主旋律"内涵进行了超越简单的政治立场的判断,尝试从更深层次的文化机制方面探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电影历史。

摘要：自清末修律以来,关于法官惩戒的思考与立法实践一直是引人注目的问题。南京国民政府模范中西,斟酌损益,制定了一系列的惩戒规范,构建了独特的法官惩戒制度。根据《公务员惩戒法》,法官惩戒的启动权属于监察院,审议权属于司法院内设的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两者皆有严密而公正的程序,体现了正当程序的基本原理。我国当前尚无专门的法官惩戒法,反思这些历史资源,可以为我国未来的制度设计提供有益的养分。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监察使制度的设立既有思想基础,也有制度渊源和现实需要,然而监察使制度在制度设计上和实际运行中存在差异和一些问题。南京国民政府监察使制度既有利也有弊,它可以为我国地方监察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提供借鉴的方法。

摘要：《县组织法》的制度设计存在结构性矛盾,未能在组织层面有效整合县政府和四局,两者在经费收支层面的分立进一步制约县行政系统的运作成效。裁局改科是南京国民政府改革县级政治体制的重要措施。此举首先由江西、山东等部分省份自主推行,之后由南昌行营推出全面、系统的改革方案,主旨是将调整县级行政机构与改革县财政制度相结合,消除四局的独立性因素,实现县行政层面的统一事权与县财政层面的统收统支。裁局改科的实质是将形成于清末北洋时期的地方局所组织以“再制度化”的形式纳入行政轨道,改变县组织的制度逻辑与运作机制,体现出国家增强政府职能、强化社会控制的意图,通过这一努力,县的组织效能得以提升,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得到巩固。

摘要：中国合作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在于救济农村衰败。20世纪30年代,在国民政府、金融机构的共同促进下,农业合作事业发展迅速。各级政府通过立法、机构设置、政策机制,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合作体系,基本完成了合作运动的顶层设计。为促进合作运动,地方政府始终关注合作组织的登记许可、业务管理、资金融通等事务,并给予切实指导。陕西采取分步骤、分地区推进合作运动的策略,开展合作教育、吸引农民加入合作组织,截至1937年,有70个县组建合作社、互助社、合作预备社5 988个,拥有社员约25万人,覆盖人口约125万人,合作运动改善了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方式,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对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用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