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都市生命统计事业可分为“国情统计”“专业统计”两类。当时有一部分城市建立了生命统计委员会,专司都市生命统计事务,并展开了应用导向的调查人员规范培训。由于总体实力有限,某些都市生命统计事业存在空间不均质现象。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都市生命统计广泛依靠生命统计调查员、警察、民众等多元力量进行,相关调查活动力求“记栽完确”“分析合理”,因此在步骤设计、表单规范、数理工具运用及学科建设方面用力颇深。然而囿于时代基础、事业定位的诸多主客观不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都市生命统计的“精准”难免是相对的。而有关都市生命统计结果与医学特别是公共卫生学积极互动,形成了相长效果,回应了“卫生行政”的制度原点。

摘要：从1931年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应对日本的侵略以及国防的需要实施了铁路战备措施。"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就开始蕴育铁路战备意识,并以国防设计委员会为依托制定了铁路战备决策。1935年国民党"五大"的召开实现了其策略由对内"剿共"到对外抗日的转变。此后,南京国民政府以铁道部为铁路战备的领导核心,积极主动实行了一系列举措,如线路规划、铁路建设筹款、修筑战备铁路以及铁路员工的军事训练等,来推动铁路战备措施的落实,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南京国民政府所做的战前铁路战备努力,着眼于战备铁路的规划和建设,运输能力的增强和提升,更具战略意义,为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军事抵抗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同时也有一些局限性。

摘要：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在位于其政权中心地带的江宁县开展了一场县级政府机构改革。江宁实验县建立后,不仅对原有的县行政组织进行了重组,而且建立了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制度与方法。因此,改组后的县政府,组织健全,人才充实,同时还享有广泛的职权和充足的经费,为接下来开展进一步的变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一个设计良好的制度并不能与现实直接划等号,具体运作中出现的偏差以及难以预见的各种困难,都会使得实际的变革偏离原先设计好的轨道。

摘要：近代中国城市化运动的突出特点是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现代城市化运动最早的倡导者和设计师,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城市发展和市政建设成为国家战略并上升为中央政府的决策意志,中国现代城市化蹒跚起步。然而由于时代和认知的局限,国家层面对城市化的推力总体有限,领导人对城市化发展缺乏战略意识,国家决策层面亦无此一方面的顶层设计,有关城市问题的法律、政策模糊不清,措施、行动摇摆不定,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化长期在低水平上波动起伏,徘徊不前。

摘要：从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地方自治”的指导思想、“地方自治”体制的设计以及“自治事业” 的内涵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具有很强的封建性。

摘要：海军建设需要大量经费。然而,南京国民政府收入有限,还要偿还高额外债,忙于“剿共”及军阀混战,没有满足海军对经费的迫切需要。因此,经费问题就成为制约中国海军建设的最重要因素。在抗战前的十年中,数海军发展最慢,其主要原因也正是经费短缺。 1937年8月的《海军部要报》中指出:“唯迭次所拟海军建设计划。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推进肇始于晚清的地方司法改革,除了裁撤各省司法厅,还将检察院并入法院内部,形成了以高等法院为核心的人财物省级统管模式,即各省高等法院统管全省司法机关人财物,同时是全省最高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以江苏高等法院为主要研究对象,辅以相关一手素材,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等法院省级统管模式进行基于典型个案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被寄予厚望的高等法院省级统管模式运行效果不佳,存在着司法机关孤立化、司法行政体制僵化和改革进度不及预期等现实问题。之所以如此,除制度设计本身不尽合理的内部原因外,还有司法权较行政权处于弱势地位和司法经费依赖地方财政等外部原因,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引以为鉴。

摘要：训政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进行的县自治建设在实施过程中由最初的"自治"逐步被"官治"所取代。从行政管理学的角度来看,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是最初制度设计上的管理层次、组织结构、控制幅度等存在着不合理性,从而为其转型埋下了隐患。

摘要：《县组织法》是国民党执政前期有关县制的基本法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施政方针上以孙中山的政治理念为根本原则,在国民党内则暂时形成了蒋介石与胡汉民合作的稳定局面,后者掌理立法院。在这种背景下,《县组织法》经历了制定、修正、出台辅助性法规三个主要阶段。《县组织法》及相关法规基本体现了孙中山的各项主张,推动了基层政治组织的现代化转型,成为改革县制、改善县政的行动指南。另一方面,该法又存在很多不足,以行政指导、监督自治的色彩颇为浓厚,县财政没有得到重视,相关施行计划脱离实际。《县组织法》的重要意义不仅体现在法律层面,更体现在政治层面,其制定和修正的过程体现了国民党政权在基层政治建设方面的愿景及为此进行的努力与调试,实质上反映出国民党在执政上受到三对关系的制约,即孙中山的政治理想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施政抉择、党内权力分配与法律取向、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它们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呈现为动态的过程,展示出民国政治的丰富面向和复杂纠葛。

摘要：　训政前期,为了获取政权合法性资源、挽救农村经济和整合农村基层政权,南京国民政府设计并启动了地方自治;其政策经历了由激进、到缓进、到反动的过程,留给后人的启示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