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2—1913年间,包天笑、周瘦鹃等南社小说家支撑起辛亥革命后仅存的两份小说报刊——《小说时报》《小说月报》。他们在保存清末民初小说物质载体的同时,在民国初年继续小说艺术技法、价值取向方面的探索。癸丑报灾后,包天笑、周瘦鹃、王钝根、蒋箸超、徐枕亚等南社小说家通过主办、编辑小说报刊,推动小说报刊再次走向繁荣。他们在掀起消闲小说热潮的同时,极力维持小说对现实的关注,成为维系、引领民初小说报刊生存、演进的中坚力量。

摘要：南社(1909—1923),中国近代最大的革命文学团体,其诗作亦是政治抒情诗流变史中的重要一环。文学观上,南社诸子以强烈的入世精神介入现实政治,在书写时代风云的基础上赋予诗歌宣传鼓动效果,使得传统的济世文学观得到了现代性重构。文学风格上,社友力求深入体悟现实的同时又恰当表露现实,将浪漫抒情与革命体验相结合,进而催生了“革命浪漫主义”风格。文学体式上,他们致力于有效演绎革命观念,既立足本土文言模式,又借镜西学,延续以往创作姿态的同时亦有新变。考察南社诗于易代之际独有的文学观、文学风格、文学体式,对学界丰富政治抒情诗流变史具有重要价值。

摘要：宁调元自幼喜爱《庄子》,其思想情感及艺术创作亦深受《庄子》影响。在其文学创作中,宁调元不仅大量引用或化用《庄子》的寓言和词语,而且还根据反清革命的需要,继承和发扬了《庄子》批判现实、崇尚自由、砥砺志节、淡泊生死的创作思想和比喻、对比、比拟、夸张等表现方法,这在相当程度上增强了其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摘要：胡朴安(1878一1947),学名玉,字朴安,安徽泾县人,以字行。清末至上海,任《国粹学报》编辑,继而加人南社和同盟会。入民国后,在政界、报社、高校、文坛皆有活动,曾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上海正风文学院教务长、上海通志馆馆长、《民国日报》社长等。著述颇丰,涉猎广泛,尤擅文字训话之学。著有《儒道墨学说》《周易古史观》《诗经学》《中华全国风俗志》《古书校读法》等,编有《南社丛选》《朴学斋丛书》等。

摘要：潘飞声在1909年接受《国学萃编》社之邀,到北京任编撰。他将友人送其入都之事请人绘为《荔湾送别图》,广征题咏。1909年距离辛亥鼎革仅仅两年,清政府内外交困,朝局混乱。潘飞声携图在广州、上海、北京频繁往来,《荔湾送别图》汇聚了不同时空的题跋者的心声,包含着潘飞声的个人事件、群体事件、时代事件与世界事件的复杂叠合,是一个兼具“特殊性、代表性、群体性、关键性、影响性”的典型文学事件。本文从事件史的角度探索多维事件激发下的文学/图像生成,一旦超越对图画艺术的分析,进入到送别事件背后的国际背景、时局纠葛、群体关联,便能看到一个辛亥前波涛汹涌的文人江湖图景。《荔湾送别图》是清末文人家国情怀的一段投射。

摘要：南社(1909—1923),近代最大的革命文学团体。在社团活动的十几年间,以柳亚子、高旭、陈去病为代表的众多社员创作了大量激情澎湃的革命诗歌。这些诗歌自问世迄今,经历了经典化(20世纪初)、去经典化(五四时期)以及再经典化(新时期以来)三个阶段,而每一个阶段都是由时代语境、传播场域、接受场域三者共同作用所产生的结果。

摘要：笔者最近查阅《南社丛刻》，发现十七期上刊登了中国科学社出版的《科学》杂志第一卷第一至六期的目录，十九期上又刊登了《科学》杂志第二卷第一至十一期的目录。《南社丛刻》，一种文学刊物，却为自然科学杂志《科学》月刊做广告，这种情况，即使在报章杂志多如牛毛的现今，也是很少见的。里面会有着怎样的玄机呢？这引发了笔者探讨南社和中国科学社间关系的兴趣。

摘要：南社自1907年的神交社开始,历经南社、新南社到1935年的南社纪念会,为时28个年头。作为一个社团,南社打出了鲜明的旗帜,强调文学艺术服务于革命,服务于社会民众,具有强大的战斗性和群众性,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五四运动兴起以后,南社逐步分裂,柳亚子等人组织了新南社,另一批成员组织南社湘集,双方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大相径庭。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南社的分化更加剧烈并最终解体。南社兴衰的历史过程,生动地映现了清末至民国时期一代知识分子在革命进程中所走过的曲折道路。

摘要：精彩纷呈的南社书法是清末和民国书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中国历史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换句话说,就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毛笔书法在这个转型时期终于出现了空前的、并且也是绝后的辉煌。可惜南社的书法至今没有受到人们关注,今天在此献上引玉之砖,以就教于方家和广大读者。

摘要：南社文言散文创作颇丰,然而对此进行的整体研究较少。通过整理考述发现其内容有对古代传统题材的继承,但更多地表现了新事物、新境界、新方向,呈现出和其他时代散文不同的艺术特点。其革命的主题,嬗变的文体,丰富的取材,多样旳风格凸显了它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中介"作用和不可忽视的艺术成就。南社文言散文对中国散文史、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