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时间是无情的,淘汰诗作,不会有什么照顾。时问也最有情,间或让作者(如果人还在)乐得亲见自己早不想留存的篇什自行消失,或者在不背原意亦即不背历史真实性的条件下有机会一再进行艺术加工。

摘要：卞之琳《译诗艺术的成年》对穆旦的批评是值得关注的学术问题,但当代学界对此把握尚显模糊、混乱。本文以对《译诗艺术的成年》一文的重新解读为起点,探究两人诗歌翻译思想的本质,兼及其文学交往的来龙去脉,发现两人的矛盾焦点在于:诗歌翻译是否需忠实再现原诗形式全貌。卞之琳与穆旦诗歌翻译思想差异性的辨析,对于丰富中国翻译史研究议题、审视中国新诗与外国诗的关系以及辨认中国新诗的身份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摘要：本文在简述以往卞之琳研究的成绩与局限之后,从卞之琳所置身的文化语境、个人诗学语境—文化诗学渊源、成长环境出发,具体分析了卞之琳诗的境界和文化意蕴,进而从融合中西诗学的总体视野,揭示了卞之琳诗作意好奇的艺术精神和互文性策略等艺术造诣。

摘要：卞之琳的文学批评与其诗歌、翻译和学术研究相互映照,共同构成其丰富的文学世界。他的批评一反其诗歌克制、沉思风格,凸显强烈的批评主体性,是真正的“个人的抒情”。他的批评既是对自己生命体验的捡拾,更是对自我和历史命运的深刻感受。个人“小史”与现代文学“大史”汇融,“归入史乘”是其价值型构。他的批评具有艺术自觉,重视语言,体现了对汉语内在规律及白话新诗格律的理性思考;文体多样,回忆体和序言是其重要批评文体;语言自然质朴,情感自然流露,形成冲淡风格,达到了“最艺术的化境”。卞之琳的文学批评具有以批评推动中国文学现代化及中国现代化的深层追求,足以与其诗歌、翻译及学术研究并肩,成为“独立的艺术”,对今天的文学批评具有警醒和借鉴的意义。

摘要：卞之琳的智性诗体现了诗人的审美趣味从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的演变;诗人强调其诗歌表现的是真情实感而非智慧,他将智性理解为让世界万物显现的魔力,这一理解源于艾略特将智性作为诗歌表现情思的过程中所体现的睿智这一思想;民国批评界对智性的理解有三种,分别是作为诗歌内容的智慧、作为认识世界的方式的理性和诗歌艺术表现中所体现的机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批评者将卞之琳的智性诗中的智性作为诗歌的表现内容而非诗歌表现的艺术,这是对西方诗学中智性这一概念的误读。

摘要：卞之琳在《雕虫纪历》中企图为自己建立一个自足、流畅的历史:个体生命、思想情感和艺术探求都呈现出从“个人”走向“人民大众”的发展轨迹,并以此证明诗人自身及其诗歌的历史合法性。其随版本更迭而调整的选诗的策略(包括各阶段诗歌内容、数量、编排顺序等)却显示了诗人在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维护艺术独立精神的努力。本文尝试将《雕虫纪历》作为一个特殊的文本,从不同版本内容编排、自序的内部矛盾等方面着手,透析文本背后诗人复杂微妙的心态,揭示文学在特定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下独特的生存方式。

摘要：卞之琳先生寿期九秩高龄,谢世之前,亲自编定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恰如徐徐开启的艺术帷幕,展示了他作为20世纪中国大诗人的文化风貌.

摘要：艾略特这样评论叶芝:'他的风格很独特,没有被模仿的危险'(《艾略特诗学文集》).移来评说卞之琳的诗同样合适.卞之琳的诗正是以其独特的风格而被人们看重的.独特的风格带来独特的贡献.他已被文学史家公认是三十年代引进现代派主知型诗歌,并使之东方化的主要代表.这种诗无疑在一些方面丰富了新诗的艺术表现力.

摘要：从1938年8月至1941年初,卞之琳在书写“邦家大事”中表现出了对于趣味的自觉追求。在内容层面上,他在表现“邦家大事”这一重大题材时,从自己“小处敏感”的特性出发,精心选择和穿插了许多有趣和有意味的细节。在艺术表现层面上,为了凸显和放大这些细节中所包蕴的趣味,他采用了对比、反讽、物象化呈现等多种生动有效的方法。他对抗战形势的乐观认识、对书写对象特点的准确把握和对接受对象审美需求的真切认知,是推动其作品趣味追求的重要动力;而既往京派趣味观念的浸润及在这一观念指导下开展的艺术实践,又使之锤炼出了趣味表现的能力。卞之琳以其相关书写在反映解放区斗争生活方面拓展出了一个新的表现视角,丰富了解放区前期文学创作的审美色调。

摘要：本文认为卞之琳的诗歌具有一种反传统倾向。诗人通过“知性上的探险”，冷隽的非个人化抒情和“淘气”的智慧挥发等诗学策略的选择，不仅提升了现代诗的思维层次与深度，孕育出貌似清水实为深潭的冷凝幽秘诗风，构成了对传统诗美有力的抗击与解构；而且使诗人步入了新诗现代化前沿，为新诗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簇新的审美经验与艺术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