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篆书在清代的复兴,论者多关注金石学、考据学与文字学对篆书兴盛的推波助澜,少有提及篆刻创新对篆书复兴的客观作用。篆书艺术创新高潮出现在清中晚期,篆刻家们的篆刻创新是功不可没的,篆书的印化处理极大地促进了篆书的风格创新。作为"印从书出,书从印入"的成功实践者邓石如的篆书,其创新之路无疑是篆刻创新促进篆书艺术创新的典范。

摘要：“印化”是篆刻艺术中较为后起的概念名词,其在当下有着两层含义:一方面它代表着一种当下所流行的篆刻创作手段,即将非印用文字或其他一些篆刻艺术范畴以外的元素“印章化”从而用以入印的创作手段;而另一方面,“印化”在印理中也始终有着属于其独特且重要的位置,并在当下主要作为“篆刻艺术形式的变通底线以及其门类维护”[1]而存在。本文主要从后者出发,通过厘清宋元文人对于印章的审美与实践来尝试还原“印化”观念的初始形成过程。

摘要：印理,亦即篆刻艺术原理,是篆刻艺术学学科建设必不可少的基础理论。作为对印理的初步探讨,本文不是在构建完整的印理理论体系,而是基于对篆刻史、篆刻创造、篆刻批评诸方面研究的反思,扒剔出处于原理层面、具有普遍意义的印学概念和范畴,包括印人、印式、印中求印、印从书出、印外求印、印出情境、印品、印化等八个方面,加以简要的界定和分析,并且揭明它们的真实含义及其间的逻辑关联,以期勾画出篆刻艺术原理的大致轮廓,为篆刻艺术学学科理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摘要：肖形(图像)印以春秋战国时期及汉代为最盛。域外亦见有此类印(如古代近东地区等),且年代更早,足见人类文明,虽源流不同,却可相互媲美。而春秋战国时期及汉代之肖形印,其形象之生动,造型之简朴,概括之精当,“印化”之纯粹,均堪称绝妙。

摘要：篆刻,是一门奇妙的艺术。以“篆”论,它纳文字于印,印化本身是布局的艺术,在方寸之地,线与线'字与字微妙得体的处置,计白当黑,气象万千,使其自具山川异域般瑰丽寥廓的风景;同样,枣栗之地,让书写意义上的线条,经过“刻”这一环精湛刀法的锤锻、再塑、升华,令其有如电闪、锥画沙、折钗股般咀嚼不尽的丰厚意趣。篆刻堪称是芥子纳须弥的小中见大的一门艺术。

摘要：传抄古文印章始见于唐,兴盛于宋,是中国篆刻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传抄古文的兴起与当时文人对印章形式和内容的拓展密不可分。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对宋代的传抄古文印章进行详细考察,有助于印学史的研究。

摘要：篆刻,是一门奇妙的艺术。以“篆”论,它纳文字于印,印化本身是布局的艺术,在方寸之地,线与线、字与字微妙得体的处置,计白当黑,气象万千,使其自具山川异域般瑰丽寥廓的风景;同样,枣栗之地,让书写意义上的线条,经过“刻”这一环精湛刀法的锤锻、再塑、升华,令其有如电闪、锥画沙、折钗股般咀嚼不尽的丰厚意趣。篆刻堪称是芥子纳须弥的小中见大的一门艺术。

摘要：在篆刻艺术语言的统摄中,还有许多不同的形式特点,如古玺、汉印、押印及元朱文等各有自己的“语言分支”。在篆刻创作中,不但要保持基本表现语言,同时也要注意到不同特点的“语言分支”。这里存在着又一个层面上的“印化”问题。我认为古玺、汉印之间的融会贯通不但允许,而且是一条充满生机的创作之路,但至关重要的仍是“印化”问题。

摘要：任何时期的印章,都曾留下过当时使用文字的烙印。简化字入印,是当代文字与印章艺术特定审美有机融合的新的尝试,也是当今印章艺术家和理论家必须要面对和研究的课题。今天,古文字资料的日益丰富和创作手法的创新,为深入研究简化字入印带来契机。

摘要：清末印人黄牧甫在以宗汉为主要风气的时代中刻制了大量金文入印的印作,开拓了印章创作的新天地。此类印作以求异为特征,大多以金文拓片文字原形入印,在印作中对于笔画弧曲度的把握常出现失当的情况,并且存在篆法不纯、字法审美倾向不纯粹等问题。黄牧甫金文入印的创作没有建立在对先秦古玺审美精神深入把握的基础上,其对于"雅正"的理解与表现尚很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