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美国自奥巴马政府以来关于印太地区的政策讨论从概念设计逐步走向战略层面,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确立了印太战略。其中日本起到了极大的引导作用。印太战略在美日共同推进的过程中,形成了双重模糊、双重确保与双重牵制等三个特征,对日美同盟产生了复合影响,显示出张力与合力的互动。与亚太战略相比,打造庞大的印太战略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与代价,印太国家正在密切关注其发展动向。

摘要："印太战略"是美国和日本积极推动的地区战略,得到印度和澳大利亚的极力附和。"印太"从地区概念升级为美日地区战略,中国因素的作用显而易见。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推动"印太地区"成为地缘政治热点地区;2013年,中国倡导并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加速了美日印太战略的形成。尽管印太战略是包含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多维诉求的综合性战略设计,但战略内涵却与地区地缘格局新态势相悖,战略不可避免地面临发展局限。中国作为印太地区大国,拥有对外战略道义高度,"一带一路"影响持续外溢,倡导的新安全观符合地区安全形势,这成为中国有效应对印太战略负面影响的三种路径。

摘要：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体系中,面向各区域的地区战略彼此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影响。从美国地区战略间张力的视角切入,可以探究这些地区战略影响彼此的具体作用方式及其根本逻辑。概言之,对于任意两项美国的地区战略,两者间张力的具体状况使得这两项地区战略之间形成策应、增益或牵制等作用方式,从而对两者的运行和功能产生差异化影响。自从美国全球战略焦点开始由中东转向“印太”以来,以“战略收缩”为基本特征的美国中东战略长期能够策应其“印太战略”,助使后者得以按照设计运行并发挥作用。在此期间,美国的中东战略还一度对“印太战略”形成增益,使得后者有望节省战略资源投入,实现额外目标。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强调“战略收缩”的美国中东战略濒临失灵,与“印太战略”之间的张力大幅增强,由此对后者形成牵制,使其运行和功能面临更多阻力和不确定性。

摘要：特朗普政府对于印太区域的战略经历了一个从愿景设计到政策实践的演变过程。自2017年提出"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以来,特朗普政府通过巩固政治联盟与拓展伙伴关系、加大对印太区域的安全介入力度、拓展美国的经济存在与影响力等方式予以推进,初步形成了美国"印太战略"的基本框架。这一战略对中国在军事安全、经济发展、地区影响力以及政治安全等领域带来了一定挑战。然而,缘于美国内政治的纠缠、地区力量的复杂心态、特朗普政府外交战线过长以及中国发展态势与中美关系等因素的制约,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影响与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摘要：美国提出和推行“印太战略”的主要目的是遏制中国和平崛起,因而对东盟在该地区的功能与作用具有特别的期盼和设计,导致印太地区秩序逐渐进入解构与重组的重要历史阶段。东南亚是连接两大海洋的重要枢纽,也是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国家关注的战略焦点。随着印太地区秩序进入深刻调整的关键阶段,“东盟中心地位”的重构对于区域合作的基本框架、议题领域、进展方向、价值规范等起着决定性作用。实际上,“东盟中心地位”的存在避免了域外大国过度介入、干预本地区区域合作,对中国相对有利。我们应探讨如何帮助东盟去重构自己的中心地位,使之不仅有利于中国—东盟共建“海上丝绸之路”,而且有利于我国应对美国的“印太战略”。

摘要：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重心。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则推出“印太战略”,既与“亚太再平衡”战略一脉相承,又在战略设计、战略执行和战略影响方面存在微妙而重要的差别。美国将亚太或印太地区作为其全球战略重心的态势没有改变,但其地区战略始终具有一个深刻的内在矛盾,即美国区域战略与美国对华战略之间的矛盾,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则是决定美国区域战略成效的主要变量。中国对此要保持战略自信,认清美国落实区域战略的有限性,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分歧,尽可能降低美国“印太战略”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

摘要：“印太经济框架”(IPEF)是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重要环节,对于中国周边环境具有重大影响,但同时受到国际、美国国内因素制约。本文认为,尽管IPEF进行了规避国内政治障碍的制度设计,一旦美国政府试图将当前倡议的经济标准扩展和制度化,即“落实”IPEF,很可能受到美国选举政治、政党集团政治的制约。本文在既有国内政治—政策决策传导理论,包括社会运动理论、政党理论和决策博弈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国内政治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两条路径,并通过该框架考察奥巴马政府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案例。研究发现,美国国内持保护主义观点的选民、组织通过提升TPP争议在国内中的地位影响政客在相关政策上的立场,导致围绕TPP的争论在竞选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反对开放市场的政治集团在国会阻挠立法,与国会的政党恶性竞争形成反自由贸易的合力。尽管当前国际环境有助于美国发展海外经济合作,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美国选举和政党集团斗争都将加剧落实IPEF的难度;即使IPEF最终落实,其方案可能带有较强的保护主义色彩,因而失去部分经济吸引力。

摘要：21世纪全球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美印关系的趋近,尤其是两国近年来在海上安全领域日益频繁的高水平合作。本文认为,当前美印海上安全合作处于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化阶段,有走近准海权同盟的显著趋势。在多种影响因素综合作用下,本文基于场境设计提出了对美印海上安全合作未来走向限度的判断,认为未来最有可能的合作形态是介于中值和上限之间,即在当前合作形态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海上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趋近“准海权同盟”。为应对这一趋势,中国应以“参与”行“拆解”,预防美印排华性海权同盟生成;以“互信”促“共赢”,深化多边海上合作,完善海上安全规则;以“担当”显“作为”,加强军事力量建设,维护战略通道安全。

摘要：自美国推出“印太战略”以来,“印太”成为政策和学术话语中的主导性概念,大有取代“亚太”之势。印太和亚太虽仅一字之别,但其指代的空间秩序大异其趣,印太是源自欧洲-大西洋秩序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延伸和覆盖,而亚太则是亚洲-太平洋自发秩序演化的产物。从长时段而言,亚太地区自然空间的特性规定和框定了地区秩序演化的逻辑。近代以来,欧洲-大西洋秩序强加于太平洋的殖民秩序在20世纪的剧烈革命和战争中崩溃和瓦解,基于列强争霸需要而“设计”出来的印太空间或者太平洋秩序的观念和方案惯性依旧,是亚太秩序生成和演化的时空背景。亚太区域秩序是全球空间、区域互动、大国政治以及国家身份等要素的嵌套与叠加。在全球化之下,亚太秩序有可能超越和克服欧洲-大西洋秩序的零和博弈的逻辑,在互联互通的网络中生成新的基于合作导向的共同身份,构建容纳各方的包容性合作场域,为大国的战略竞合提供新“边疆”。

摘要：在日本印太战略与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构想分别推进的背景下,两国在海洋基础设施建设、离岛与海洋能源开发等方面形成了较明显的"供需关系",海洋经济合作遂成为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最重要的动能之一。日本与印尼通过首脑、高官互访机制对合作予以顶层设计,划定了合作路线图。在此基础上,日本也逐步完善了融资、信息共享等配套机制,并与印尼加速重点项目的推进。然而,两国合作同样面临诸多挑战。除了日本与印尼关于海洋经济合作的定位、合作动机等方面存在差异外,印尼国内若干因素仍对两国合作造成了诸多掣肘。对于中国而言,"后疫情时代"应考虑如何有效地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日本印太战略、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构想对接,以实现三方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