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居委会在压力型体制中的行政化是一个研究共识,但学术界对"压力型体制"的分析存在内生逻辑上的不足。整合"压力型体制"和"控制权分配"两个分析模型,以宜街为个案,研析居委会在街居制传统中"行政化"过程的动态生成与内在逻辑,结果发现:街道通过激励相容原则下的激励系统设计、常规模式与动员模式之间的自主切换、财政拨款与公益创投中的居财街管,以及选聘结合下社区工作者的选用与考核等,有效地肢解了居委会自治力。上述环节的嵌套与匹配运作,较为全面地展演了"居委会行政化"的生成。社区居委会上有街道政府之高压,旁有垂直职能部门之延伸,内有"居财街管"、"选聘结合"体制之侵蚀,其行政化的生成是必然结果。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考验着各国政府的治理韧性。治理的韧性是制度设计力、能动者执行力以及治理对象调适力之间相互增强的结果。基于“压力型体制”分析框架,通过选取武汉、沈阳和石家庄三座大型城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为案例,利用各类资料还原三座城市疫情暴发和防控的展开过程,可以探讨在同样的压力下不同地方的治理调整过程,进而得出治理韧性的生成机理。疫情有效防控中的治理韧性通过三种机制生成,这三种机制可以概括为“零减压阀”“政府间目标重合”和“制度-能动者”之间的相互赋能。充分发挥后两种机制的作用,尤其是能动者的作用,对提升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效果有重要意义。

摘要：在基层减负背景下,基于压力型体制与行政吸纳社会构建分析框架,以L街道G社区的非正式考核为案例,分析了政府与基层社会组织在减负任务中的“共谋”和“变通执行”等行为趋同现象。行政吸纳社会表现为基层社会组织的职能、资金结构和人事安排的行政化,这构成了压力传导的制度基础。能力与责任的不对等、个体利益驱动以及府际利益关系,导致了政府与基层社会组织在压力下的策略行为。对此,提出了成立社区基金会、优化部门间协作机制和建立负面清单等对策建议。

摘要：在压力型体制下,乡镇政府常常出现对上负责、任务导向等目标替代、"镇—村"组织"共谋"与非制度理性等行为,使得社会政策执行表现出非规范化特征。而社会政策本身所具有的"绩效非显著性",以及在"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中呈现的"资源性"特征,构成了乡镇政府在社会政策执行投入力度与执行导向上出现偏差的内在原因。破解乡镇政府社会政策执行偏差,需要完善政策设计,加强政策执行透明度与群众参与度;需要挖掘社会资本,引导传统乡土治理资源的现代转型;需要强化法治保障,通过技术性创新促进法律和政策执行。

摘要：税费改革前村委会功能发挥表现为村民自治职能虚化,协助公务职能异化和经济职能弱化。税费改革力图将村委会打造成服务型、协调型社会组织,使村委会的功能回复到原有的职能设计。但由于税费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农村社会的结构,资源汲取经济发展模式、压力型体制、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内在紧张、乡村干部利益群体的继续存在,使农村社会结构处在超稳定的状态之中,最终在后税费时代村委会的功能并没有向税费改革的制度设计方向转变,而是表现为行政功能膨胀、自治功能有限和经济功能异化。

摘要：为了回应顶层设计的要求,压力型体制驱动下的县乡政权只能选择将中心工作常规化。在完成中心工作的过程中,乡镇政府扩展了一线行政链条,将村级组织改造为类似于公共服务站所的治理单元,把村干部规训成为基层行政体系中的廉价雇员。这虽有助于缓解治理压力,却削弱了村级治理的回应性、公共性。村级治理的加速行政化,表明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扩充具有表象性,乡村治理能力建设依然处在单向度的“行政下乡”阶段。实现乡村振兴,需要优化乡村权力的组织网络,激活简约主义的治理传统,强化公共资源配置的协商民主,在实践中探寻实现乡村治理新目标的有效方案。

摘要：政府行为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主题，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讨论政府行为、组织运作和制度变迁。一系列重要的分析概念涌现出来，比如变通（王汉生等，1997）、压力型体制（荣敬本、崔之元等，1998）、逆向软预算约束（周雪光，2005）、晋升锦标赛（周黎安，2004；2007；2008）。

摘要：“放管服”改革是一场“刀刃向内”的政府自身革命,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的关键举措。与一些理论预设和实践经验形成反差,不少地方政府在“刀刃向内”的改革中选择了主动优化改革的举措,很少有研究解释这一有趣且矛盾的现象。以压力型体制为理论原型构建分析框架,结合S省A市“放管服”改革的案例实证发现,完成政治任务、争取潜在激励和应对多重压力是“放管服”改革中地方政府主动优化改革的关键动因,“放管服”改革充当了化解来自多主体和多任务压力的“综合解压阀”,在不同改革阶段“关键行动者”的变化塑造了不同形式的解压模式。

摘要：长期以来,流域污染治理中的碎片化困境掣肘了我国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对长三角水污染治理实践的研究发现,政府层级间纵向压力先后通过纵向干预和横向辐射两种机制推动了横向协作。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构建了机制演进的“议题驱动—策略节点—机制分野”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宏观结构、中观制度、微观行动者层次的重要议题和关键节点催生了机制演进的分水岭,通过结构环境的转换式调适、制度设计的层叠式演进、行动情境的更替式变革等三条路径,在流域污染治理领域中实现了量化指标包干、项目式协调、信息单向流转向目标共享、权责共担、平台共创的机制分野。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压力型体制发生了从结构有效性逻辑向适应性逻辑、从制度的政治势能向政治动能、从科层化刚性运作向网络化柔性动员情境的多重嬗变。

摘要：稳定是人类共通性的政治追求,维稳是一个政治体治理智慧与能力的重要体现,受转型风险社会与治理超大规模性的双重限定,维稳在中国政治现实中长期具有合理性依据。在中国长期维稳实践过程中,维稳理念、体制、机制以及技术产生扭曲,逐渐形成了在压力型体制下以刚性稳定为目标的运动与管控型维稳形态,这种传统的中国式背离法治化的维稳形态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甚至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维稳在中国的现实合理性。党的十八大以后,法治成为中国政治话语的主词,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等政治顶层设计出台,标志着中国法治时代的到来,也在召唤一种新的能契合时代与社会发展的维稳治理方式的出场,这就是法治化的维稳,维稳朝向法治化变革能重新撑持其在中国政治现实中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