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分别从资本输出国与东道国间达成的双边投资协定(BITs)数量对FDI的影响、BITs影响FDI的机制、BITs质量(BITs新内容,反映谈判、签署BITs新趋势的条款设计)测度和BITs质量对FDI影响的差异三个角度,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通过评述已有文献,本文发现提高BITs质量是促进FDI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BITs质量对FDI的促进程度还会受到东道国及资本输出国制度环境、跨国企业所处行业特征和企业特性的影响。未来应深入对本国签订BITs与2012年美式范本在具体条款设计上差距的定量评价及其对FDI影响方向和程度的研究。

摘要：当前,双边投资协定(BIT)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备受国内外学者及各国政府的关注。文章选取2003～2016年与中国签订BIT的132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及中国双边投资协定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BIT的签订且生效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IT重新修订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BIT签订和BIT文本质量可能会促进中国OFDI,但未能通过稳健性检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一方面要抓紧研究BIT条款设计的新趋势;另一方面,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与扩大对外开放,妥善处理中美贸易摩擦,促成中美BIT的签订与生效。

摘要：完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意味着给中国和美国商业服务贸易的增长提供了重要机会。美国亟需增加出口以抑制与中国之间巨大的贸易逆差。对中国来说，升级制造业价值链就需要获得工程、设计、开发、检验、市场营销、广告推广、物流和配送等多方面的高效、尖端服务，但目前中国的商业服务行业还比较小、效率比较低。总之，中美都将从增长的商业服务中获益。

摘要：双边投资协定是当前调节与规范跨国资本流动的主导性国际制度,中国也已成为这类协定的最大缔约国之一,然而,双边投资协定是否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存在较大争议,需要构建进一步的理论机制加以澄清。基于中国2003年至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国别面板数据分析发现,签订和实施双边投资协定本身并未能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其投资促进效应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制度设计中的法律化水平。根据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的两阶段博弈模型,若双方签署的协定条款中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化水平较低,则通常意味着无法有效提供可信的承诺,难以促进中国投资者赴该国投资。二是缔约国身份的代际变迁,即由资本输入国到输出国的转变。最早签署协定时,中国更多地是把东道国作为缔约国身份,将外国投资"引进来"视为主要目标。不过自"走出去"作为一项国家战略被正式提出以来,中国在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时开始越来越多地把母国作为其缔约国身份,故此后形成的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的海外投资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在定量检验的基础上,对捷克与斯洛伐克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不同时期的比较案例分析也印证了上述观察。这些发现进一步打破了双边投资协定的同质化假定,揭示了国际合作中制度设计与缔约国身份的重要影响,同时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外交的演化路径和发展方向。

摘要：双边投资协定正尝试替代多边投资规则协调国际投资,成为规制与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手段。中国和欧盟成员国是缔结双边投资协定较多的国家,两者之间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投资定义的模式、结构与内容已不适应国际投资协定的最新发展趋势。学术界与实务界对投资定义的主观主义解释方法、客观主义解释方法的取舍争论不断,对客观主义的含义和具体标准也说法不一。但毫无疑问,这两种解释方法都或多或少地扩大了投资的定义。现正值中国与欧盟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之际,为促进谈判的达成以及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利益,在进行投资定义设计时,应兼顾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的政策定位,采取广义的基于资产和企业的开放式混合投资定义模式,采用开放式的定义结构,审慎引入并明确限制性要素。

摘要：近年来,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BIT)与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议题是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法学领域持续关注的热点。BIT是否促进了FDI?BIT通过怎样的传导机制影响FDI?文章从研究设计、影响机制、异质性因素三个角度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系统地梳理和总结来回答上述两个问题。通过梳理BIT对FDI影响的研究进展与脉络,总结出研究设计的潜在缺陷、BIT的时间效应以及BIT内容异质性等研究局限,并尝试提出未来可能进一步研究的几个方向。

摘要：双边投资协定很好的满足只有两个行为体间的形式偏好问题,不但可以根据不同的谈判对象灵活的达成微调后的国际协议,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现有的国内制度安排享受到国际双边制度的权利。从而使国际国内的制度安排产生良性的互动。在多边体系层次无法达成有效的国际协定的情况下,"义务性"最强的双边投资协定可以满足目前美国保护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利益。本文首先运用"国际制度理性设计"模型解释为什么产生双边投资协定,并在学理上厘清其有效性的意义。其次将从历史的维度考察双边投资协定,探讨双边投资协定的发展脉络,国际层面的制度变迁是如何塑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利益的。第三部分解释美国之所以可以有效的保护其对外直接投资利益,在于美国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内机构设置承担国际承诺的"可信性",其国内建立了可取得"代位求偿权"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从而使国际上双边规范性制度安排降落到国内的执行性制度安排,在实践中对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保护作用。最后,涉及到美国双边投资协定与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互动的未来发展趋势,包括制度完善,以及政治利益的考量问题。

摘要：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是国家间相互保护投资的主要法律途径。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一体化协定尤其是自由贸易协定在对贸易自由化问题进行规范的同时,也对投资等问题加以规定,形成了自由贸易协定投资规则与双边投资协定并存的局面。为了加速中日韩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国决定先行签署《中日韩投资协定》,作为未来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组成部分。在这种背景下,对《中日韩投资协定》构建的基本原则、具体条款的设计、与双边投资协定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可以对正在进行的中日韩三边投资协定谈判提供可行性建议。

摘要：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焦点聚焦于负面清单的磋商,协定一旦签署,将成为我国第一个应用负面清单模式的国际经济协定。本文通过选取美国、韩国和墨西哥三国在BIT、FTA中的负面清单实践,结合我国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试行的负面清单制度进行对比研究,重点就负面清单中的产业选择与保护、负面清单的文本设计等内容进行探讨。结果显示,各国的负面清单重点列入了关系经济基础、经济安全和本国竞争力较弱的产业,同时对本国优势产业采取适度保护策略;在文本设计上均包含了正面义务、限制性行业、不符措施描述、国内法律依据和政府层级等要素。

摘要：海外投资法律制度是保障和促进对外投资的基础。中国的投资法制存在重内轻外、分散庞杂、自由化程度不高等问题,滞后于海外投资发展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法制实践。明晰投资法制的完善趋向,一是需要以经验性的研究进路关注美国法制演进的动向,二是按照比较法的横向视角考查法治规律与国别特点的张力。法制完善的起点在于角色转换与定位,核心在于对利益需求的认知。海外投资法制的完善必须把握美国法制"软优势"博弈、"公私平衡主义"与"人本化"等趋向,在自由化程度、国内外渊源、可持续发展标准及争端解决设计等方面统筹好前瞻性与舒适度,寻求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