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双重红利”假说检验,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评估长江经济带环保税的经济与环境效应。研究发现:第一,环保税强度的提高确实能够给长江经济带带来环境保护效应,但却没有出现预期中的经济增长效应。其原因在于环保税税负的增加产生了“产业转移效应”引致的要素区际流出和创新能力的“挤出效应”。第二,长期中长江经济带高强度规制地区环保税的“创新补偿”效应超过“遵循成本”效应,产生了“双重红利”效应。第三,长江经济带环保税强度出现“下游高、上游中、中游低”的不协调格局,且存在时间滞后性、区域异质性和明显的空间溢出性,总体上呈现出“治则两利”的典型特征。基于此,在流域一体化及流域分工理念下,从管理体制、财税政策和税制设计等方面提出以“流域”为基本单元的环保税模式,为进一步优化流域环保税税制提供了政策建议。

摘要：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源于西方,伴随着该理论的不断发展,发达国家的环境税改革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分析发现,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在我国的适应性受到一定限制。但仍可借鉴国外成功经验,为我国当前的环境税改革提供参考。我国环境税改革应有步骤、分阶段实施,在以“绿色红利”为首要目标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兼顾“蓝色红利”,具体建议包括完善环境税改革的顶层设计,推行温和渐进式改革,实行区域和行业间差别税率,落实相关配套制度改革。

摘要：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评估环境规制效果的重要依据。在分析环境规制如何影响污染排放和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以2003—2016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环境规制的“双重红利”效应及其影响途径。结果表明:中国环境规制的实施存在“双重红利”效应,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发现,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趋势,即环境规制在一定强度之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过于严苛的环境规制将不利于经济增长。多个稳健性检验验证了该结论是可靠的。传导机制检验表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提升创新能力能够提高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外商投资规模的扩大能够加大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完善环境规制政策,合理制定环境规制强度,健全自主创新体系,引导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外商投资质量,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双重红利”效应。

摘要：征收环境保护税的理想状态是在改善环境质量、产生绿色红利的同时,又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蓝色红利,即双重红利效应。本文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我国环境保护税是否可以同时实现上述目标。研究结论发现,环境保护税的开征比以往的排污费更有助于促进双重红利的实现,但还存在进一步优化的空间。本文借鉴环境保护税建设较为成熟国家(地区)的经验,从税制设计、税收征管、税款使用制度以及其他配套措施方面,为完善我国环境保护税制度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摘要：早期有关环境税的研究主要围绕"双重红利"假说展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伴随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的广泛应用,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的实证研究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梳理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CGE研究的相关文献,发现:(1)环境税改革可以显著改善环境,获得"第一重红利",但"非环境红利"并不确定,"双重红利"假说仍然存在争议;(2)合意的制度设计和有力的政策执行,可以明显提高获取环境税"双重红利"可能性。建议未来推进环境税研究时,理论层面要重点关注环境税改革效应的动态均衡问题,实践层面要确保正确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以最大限度地确保环境税改革"双重红利"的实现。

摘要：环境税作为一种旨在保护环境、改善生态的制度安排,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潮流与趋势,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寄望于环境税改革,建立一种有效的环境友好型经济激励机制,一方面改善生态环境问题,另一方面提升经济效率、解决经济问题,获取环境和经济“双重”的收益,促进经济社会绿色、包容、可持续发展。有关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的研究不仅为自1990年代以来各国实施的环境税改革提供了最直接、最有力的理论支撑,还为各国政府的环境经济政策效应评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更是反映了全球各国绿色税制改革的最新动态和趋势。文章基于环境税改革问题的制度性反思,坚持“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的原则,采用文献梳理法与历史分析法,总结四十年来有关环境税“双重红利”效应的研究,阐述“双重红利”假说的理论逻辑,厘清关于“双重红利”的质疑及回应,梳理最优环境税的研究脉络,在对现有文献做出评述的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并从既有理论研究中汲取实践智慧,对未来环境税制度的持续改进提出建议。研究表明,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更多地是一个实证问题而非理论问题,该假说是否成立取决于经济环境、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等因素。研究还发现,有关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的新近研究表现出三大特征,即研究方向紧扣各国战略需求,研究问题更加关注制度操作层面,研究视野更加注重全球制度协调。可以预测,相关研究在未来将呈现三大趋势:①逐步“去内卷化”,更加注重有建设性的研究,体现理论工作的边际贡献;②更加“接地气”,在回答环境税改革应当“怎么改”、获取“双重红利”应当“怎么办”方面寻求突破,并更加注重政策操作以及国际协调方面的实践问题;③更加注重“理论框架+方法论”的结合,在不断推进理论分析框架合理化发展的基础上,运用更多的现代经济分析方法。认为,中国应当以一种更加务实的态度,立足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紧扣未来国家发展战略,在理念、制度和实践三个层面实现统一,让环境税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包容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基础设施。

摘要：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起源于西方学者的相关论述,基于"双重红利"的有益启发,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税改革已取得显著成效。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其环境保护现状、经济发展水平、收入分配格局以及劳动力市场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环境税的引入需要协调环境保护、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等各方面的诉求。因此,加强环境税"双重红利"在国情背景下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我国环境保护税的制度设计应注重对"双重红利"在我国的适用性研究。

摘要：从世界范围看,西方发达国家已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环境税体系,其环境税的税制设计、税制结构、征管模式、收入使用制度等方面的经验,对我国有较大的借鉴意义。我国环境税改革应当构建科学的税制改革机制,按照“财政中性”的原则,合理设计税制要素,完善环境税收入使用制度,推进相关的配套改革,以获取环境税“双重红利”收益。

摘要：税收如同经济发展的尾舵，设计良好的税收结构将有助于促进就业的增加和环境质量的提升，让经济运行自动地产生环境效益，从而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追赶式增长向内生式增长的转变。

摘要：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和群众环境意识的增强,资源约束、环境压力、社会管理的形势将更加严峻。必须进一步加强涉及城市垃圾政策的顶层设计,在充分借鉴市级层面环境补偿机制的基础上,应推进实施完善垃圾环境补偿机制,充分发挥其"生态红利"、"社会红利"效应,表现为三方面策略:一是积极研究建立垃圾环境补偿机制;二是呼吁完善现有环境补偿资金运用机制;三是借力补偿机制,进一步加强垃圾源头减量、分类的社会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