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先导化合物是现代新药研发的出发点,发现和寻找先导化合物有多种多样的途径和方法。虚拟化合物是一种基于受体结构的三维信息,采用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技术设计出的能与受体特异性结合的先导化合物。是否保护专利化合物的虚拟形式使用和由此产生的虚拟化合物是决定这一全新药物设计方法广泛普及和向前发展的关键所在。

摘要：由人工智能自主生成的技术方案作为一类全新的发明形式,在理论基础、权利主体、利益分配等多方面对传统专利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由于人工智能目前已经能够生成符合可专利性的技术成果,既有专利制度面临变革。在权利归属的制度安排上,需要调整多方参与主体的利益关系,构建基于“二元主体结构”的权利主体规则,以使用者作为基本的专利权主体,兼顾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以防止人工智能算法控制者的垄断;同时,引入约定优先和公平报酬原则作为合理补充,以实现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专利保护的利益平衡。在权利保护的制度构建上,需要完善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专利申请授权制度,明确其权利行使的基本原则与规范设计,以此进一步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推动人工智能行业的创新发展与技术进步。

摘要：当前,人工智能发明对专利客体范围、专利“三性”审查标准及专利权属制度造成巨大冲击。就专利客体而言,在“算法+技术”规则的指引下,可将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明确为方法类专利客体;在专利“三性”审查方面,借鉴人工智能技术中立优势对相关发明进行“新式审查”,可以化解对传统审查方式的冲击;在专利权属制度设计上,基于产业政策和利益平衡考量,构建以人工智能投资者为核心、辅之以意思自治原则的专利权属制度成为必然。

摘要：我国《专利法》第三次修改时，在《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有关外观设计创造性判断的规定中引入了“组合”判断方式，即：允许将两项或者两项以上现有设计的特徵组合起来，判断申请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与之相比是否具有明显区别，从而提高了外观设计专利的授权标准。但是，由于我国在这方面的审查经验不足，在实践中缺少实际案例的积累，如何进行“组合”判断成为外观设计授权标准的热点问题之一，引起了业界的广泛讨论和关注。

摘要：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建构一个适当的医疗方法专利法律制度是现代国家的可行选择。本文简要地考察了欧美国家的现行做法并对其利弊做出了简单评析。文章也探讨了医疗方法专利制度设计对我国的多方面积极意义,提出了我国在此制度设计中应注意的问题和相关的立法建议。

摘要：人工智能作为当今最为尖端的技术类型之一,涉及算法设计、数据整合、语音识别、图像处理等诸多技术内容,其基本架构包括基础层、感知层、认知层和应用层四个技术层次,每个层次中相关技术的不同技术特征与功能形态,导致了不同的可专利性判定结论。为实现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充分专利保护,应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基本架构进行全面解析,并根据我国专利法的相关规定,展开对人工智能技术中所涉及的各类技术方案的可专利性分析。基础层中的算法模型在现行专利授权规则下往往被认为是自然法则或抽象概念而被排除出专利保护客体范围;感知层和认知层中通过算法模型与特定硬件或应用场景相结合而形成的技术方案,须与算法模型相融合并有所提升,满足专利授权的创造性条件,才能成为我国专利法所保护的技术类型;应用层中最终产品的可专利性,则取决于产品的性质与结构是否符合专利授权的基本要件。

摘要：医疗方法有关的权利要求前序部分写明的主题是产品,即便其特征部分记载的是方法特征也不影响其可专利性。不能产业化制造或使用、妨碍行医自由等医疗方法可专利性的限制理由有必要取消或排除,并对“不可专利的医疗方法”和“可专利的医疗方法”重新作出概括性或列举性规定。

摘要：智能时代,随着智能算法创新程度的不断深化和商业运用的相继泛化,“算法+硬件+应用领域”的专利保护模式不再契合发展需求。“算法自身”寻求专利保护的探索应运而生,却因“抽象思想—具体应用”二分极化,技术性要素的苛刻和失范,技术性标准重形式要件、轻本质属性而难以实质性推进。研究发现,人工智能算法基于人工智能“技术性赋能”而具备技术性,应当摒弃“硬件”形式要素的束缚,回归知识属性本质的判定标准。基于Stokes模型,重构四分法理论,以价值衡平、算法透明化和科技发展理念为指引确立合理设定专利适格阈值的三个原则:恪守纯理论型算法不可专利性底线;限制应用驱动下抽象应用型算法客体适格性;全面放开应用驱动下具体应用型算法的客体适格性,以促进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发展和全球重大科技领域专利布局的顶层设计。

摘要：WIPO将举行“时尚艺术与知识产权”研讨会，WIPO推出PCT申请全电子化流程处理，WIPO仲裁与调解中心推出ECAF新工具，欧盟提出保护知识产权新法。

摘要：认为专利的授予会限制人们利用创新成果的自由,把哪些创新成果从专利授予的对象中排除出去,留给公众自由使用,关系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能否有效实施;运用文献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梳理美国基础工具理论的演进、价值取向和适用;进而指出中国既应坚持基础工具不得授予专利的大原则,又不把特定领域的创新事先确定为基础工具,从而避免片面追求专利的数量,淡化专利在评价创新成果水平高低中的地位,强调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应当做到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