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代朝廷为提高行政部门工作效率、防范官员交结请托,设立了谒禁制度来规范一些重要官员的私人社交活动。学者虽已对其设计方案与发展历程有所认识,但多对这项制度的执行效果持否定态度。本文以谒禁制度与宋代台谏制度之运转的关系为重点考察对象,进一步考订了宋代针对台谏官的谒禁制度规定,并深入分析其实施效果。谒禁制度作为一套结果导向色彩浓厚的制度,虽然难以有效预防并及时阻止官员社交活动中的不法行为,但还是能够对官员的交往行为起到一定程度的规范作用。对于台谏官而言,谒禁制度有着抑制台谏官员获取信息的主动性、便于事后追责等等功效,同时也带来了部分官员日常活动受限、"信息掮客"活跃等问题。

摘要：宋朝是帝制时代唯一不杀言官的朝代,也是古代社会中言论最为清明的一个时期,这与宋代士人阶层的重组和言官制度设计有密切关系。宋确立了科举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大量庶族及贫民入仕后替代了原来门阀作为官僚和知识阶层的构成主体,加之对台谏、太学、邸报等制度的改善及对文官优渥待遇的实施,极大地增强了士人阶层从内心修为到实践济世的家国主体意识,达到了帝制时代士大夫治国的一个巅峰。士人阶层的重组不仅对当世舆论生态产生积极影响,推动大量士人下沉民间,理学鼎盛,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要：北宋非常重视台谏制度（中央监察制度，设御史台和谏院），尤其是宋仁宗一朝，官员因谠言直声而名震天下者不在少数，像范仲淹、欧阳修、包拯等人，最初都是成名于御史、谏官任上。当时，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谏官，不但敢说，而且敢做，多次与皇帝叫板，连宋仁宗都怕他三分。同时，他不仅在性格上耿直，在事业上亦极其勤奋，诗歌艺术闻名当时，书法成就享誉古今。

摘要：北宋元祐时期,台谏机构一反神宗时期行政监察职能强化的趋势,从制度层面上重新回到以进言为工作重心,在政治体制中同时扮演着反映下情、制造舆论的“言者”与为高氏处理政务进行协助的“参谋”两种角色。这种地位与作用,由“元祐路线”设计者的政治理念和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共同塑造。神宗去世后,司马光为了实现敦厚风俗、罢废新法、打破壅蔽等目的,提出了“广开言路”的主张。吕公著则认识到,不能仅仅是通过“开言路”来反映实情、制造舆论,更需要使这些声音切实地转化成朝廷决策过程中的话语权,因而不刻意强调求言范围的“广”,而是更强调高氏应“登用正人”。台谏官正是能够同时完成这两项任务的群体,于是深深卷入了“元祐之政”形成与维护过程中,对高氏的协助与影响颇深。在这一过程中,高氏坚定地支持协助自己的台谏官员,并将这种支持转化为优容台谏言论的政治话语;“广开言路”也随之走向末路,“开言路”的精神落定到了台谏政策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