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综合”是袁可嘉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新诗现代化”诗论中的关键策略。关于“综合”的西方渊源,研究者往往关注艾略特和瑞恰兹的影响,却忽略了史彭德,而后者是袁可嘉“综合”诗论的关键来源。首先,袁可嘉所述英国现代诗呈现从“分析到综合”(从“自嘲嘲人到怜悯”)的特征,其中的“综合”和“怜悯”皆可追溯至史彭德的诗歌和理论;其次,不同于艾略特和瑞恰兹切断艺术与生活的渗透关系,史彭德“融合”意识、经验与客观现实的“诗的社会化”理论,经由袁水拍等人的译介进入中国,启发袁可嘉将“现实”列为“综合”的重要部分;最后,袁可嘉在同时代人译介的激励下翻译史彭德的“现代性”诗论,并于20世纪80年代经由卡林内斯库的理论再次激活而成为袁可嘉诗论的核心。袁可嘉对左翼诗人史彭德诗论的借鉴,体现了京派知识圈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战时背景下的姿态调整和文学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