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悬赏广告在当今社会已成为了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相对应的法律规定缺失,导致了关于悬赏广告的纠纷得不到有效解决。目前学术界对悬赏广告的定性有"契约说"和"单方法律行为说"两种观点,尽管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着不足和缺陷。因此,对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探讨对于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摘要：新民事诉讼法自今年1月1日起刚开始实施．各地法院的司法实践已积累起一些经验．也遇到不少问题。本文以小额程序为对象。对民诉法新设置的这项制度在实务中如何适用及可能出现哪些难点等做一探讨．以期对新法顺利施行有所裨益。关于小额诉讼制度的理论和程序设计等．在民诉法修订阶段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目前需要的是紧密结合刚开始着手适用立法上已有规定的司法实践．争取就如何解决诉讼实务中某些具体操作问题提出一定的方案。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仅限于对“小额程序的适用范围可包括哪些案件”或“怎样筛选适合小额程序的案件”、以及“在诉讼过程的不同阶段对小额程序的适用应如何操作”这两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而有关小额程序审理及裁判方式的简化等等其他重要问题．则留待今后研究。

摘要：刑事速裁量刑观,是法官在刑事速裁量刑过程中秉持的立场、观点和态度,体现着法官对刑事速裁案件量刑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刑事速裁的量刑观蕴含于刑事速裁司法实践之中,由刑事速裁案件的适用条件决定,具有从考量被告人认罪认罚情节到从快从宽量刑的内在逻辑。刑事速裁量刑观包括快和轻两个价值取向。快的价值取向是实现刑事速裁个案公正的必然要求,也是设计刑事速裁程序提高司法效率的初衷。轻的价值取向由案件被告人所犯轻罪、罪责轻微所决定,同时源自轻轻的刑事政策和刑法谦抑理念。刑事速裁量刑观对于指导法官刑罚裁量、作为媒介向民众传递公正、促进刑事速裁制度构建完善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实践中,应当正视、树立和传递刑事速裁量刑观。通过确定刑事速裁的量刑立场、把握量刑标准、规范量刑方法,实现刑事速裁案件量刑适当。

摘要：国家赔偿法实施12年来，在保护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和监督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但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既有制度设计方面的问题，也有执法、司法实践方面的问题。笔者就我国国家赔偿中的刑事赔偿范围，谈谈个人看法。

摘要：公司超越经营范围行为的效力以及对超越经营范围行为的规制问题一直是公司法实践和理论中争议较大的问题。如何认识公司超越经营范围行为的效力以及如何在立法上设计相应对策，就具有了非常现实的意义，但修订后的公司法对此问题并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也没有予以制度创新。因此，对其作进一步的探讨依然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摘要：立功作为对被告人的量刑和人犯的刑罚执行产生重要影响的法律行为，其制度设计本身和执行情况不仅关涉对个案中当事人权利的保障程度，更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国法治化进程的实现程度和刑罚制度的民主化水平，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研究价值。但因立法规定的原则及现实问题的复杂，立功的实践操作却比较混乱，本文拟对与立功有关的问题作初步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摘要：股东派生诉讼源于英美法系的司法实践,属衡平法上的创设。本文在对股东派生诉讼及其前置请求程序有个概括了解以后,通过对各国及地区对前置程序的不同规定做出比较,寻求其对我国立法的启示,再结合我国立法和司法现状,对我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前置请求程序的设计提出几点建议,以期对有关立法部门的立法工作提供些许参考。

摘要：保险代位求偿制度是保险法中损失补偿原则的派生制度，是一项设计十分精巧的法律制度，在各国保险法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一些保险业发达的国家比如英国和美国，关于保险代位求偿制度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已经非常成熟。由于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时间较短，

摘要：刑事公诉变更制度是现代公诉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刑事公诉变更权包括撤回公诉、追回公诉和变更公诉三项权能。撤回公诉（以下简称“撤诉”）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撤回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的公诉案件的诉讼活动。撤回公诉一直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处理公诉案件的方式之一。但由于立法缺失，司法解释简约，导致撤诉实践做法不一。直接影响刑事司法的权威性、公正性。鉴于此，本文试在分析我国刑事公诉撤回制度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如何完善刑事公诉撤回制度进行理性思考和制度设计。

摘要：2005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与1999年公布的第一个五年纲要相比，这期纲要特别增加了“改革和完善审判指导制度和法律统一适用机制”一节，并使用了“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规定指导性案例的编选标准、编选程序、发布方式、指导规则等”措词，明确提出了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目标。这是一项有重大意义的创举，如何操作亟待研究。笔者以为，人民法院在构建案例指导制度的过程中，相关标准、程序和规则的设计应该立足于国情，起点放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可以采取四步走的方式，充分发挥司法实践的实证作用，循序渐进地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有限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